控制朝廷中抠，不愿意以“蛮夷”的身份同带有封建社会衙门习气的朝廷所辖外交机构“理藩院”打交道，同时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建立专门机构对待他们这些列强使节。

1860年11月，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使恭亲王奕訢大喜过望，在奏折中说：“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劝咸丰帝“尽可放心”回銮。

1861年1月，奕䜣再上《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有效地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奏折指出：“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1861年1月20日得到咸丰帝批准。

这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立的原由和经过，基本没费什么周章。吴可跟随桂良参观衙门里的一个个部门，对于总督衙门的权力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属机构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另有司务厅、清档房、电报处等机构，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署，还管辖南、北洋通商大臣，选派出国公使等，也有自己的银库，可谓权势滔天。

吴可进一步了解总督衙门各部门的职能以及职权范围，在桂良的示意下都得到了满意回复。

英国股主办与英国、奥地利两国交涉事务，兼办各口通商及各关税事务等事；法国股主办与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四国交涉事务，兼办管理保护教民及招用华工等事；俄国股主办与俄国、日本两国交涉事务，兼办陆路通商、边防疆界、外交礼仪、本衙门官员的考试任免、经费开支等事；美国股主办与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交涉事务，兼管海防设埔，保护华工等事；海防股主办南北洋海防，包括长江水师、北洋海军、沿海炮台、船厂以及购置轮船、枪械、制造机器和置办电线、铁路、矿务等事。

司务厅主管收发文件、呈递折件等秘书性质的事务工作；清档房主管缮写文件及保管档案等工作；电报处主管翻译电报等工作。

总理衙门还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

刚开始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但是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与总理衙门在业务上的关系是平行的，只是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可与总理衙门咨商，由总理衙门备顾问和代奏朝廷。

朝廷一开始设立总理衙门时，又在其下设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三口与外通商事务。

另外，道光二十四年（1844）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曾驻广州、上海，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交涉事务），1861年也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并逐渐扩大职权，增管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岸，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实际成为南洋通商大臣。

总理衙门主要负责外交事务的执行而非决策，决策的权力主要掌握于皇帝（实际上是两宫太后）以及军机大臣决定，但因为此时负责的恭亲王和文祥都具影响力的军机大臣，因此其提案大多能获通过。

而在1860年代在恭亲王领导下，总理衙门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有较多的发挥，包括处理《天津条约》之后的善后事宜等等涉外事务。

吴可跟着桂良在总理衙门好好溜达了一圈，回到衙门正堂的时候，竟然一下子碰到了洋务派两位旗帜性大佬，左宗棠跟李鸿章！

“季高兄你怎么来了？”

吴可很是诧异的问道，不过很快便反应过来一拍脑袋，不无自嘲道：“瞧我这记性，季高兄可是坚定的洋务提倡者，来总理衙门也不希奇！”

“梦臣你怎么也在这里？”

左宗棠好奇的睁大了眼睛，并不高大却给人以强壮印象的身子也快步走了过来，一把抓住吴可的手猛摇了摇。

两人是共事多年的老熟人了，从张亮基还在湖广总督任上便开始共事，然后跟随张亮基一起赴任河南，又同时跑到淮北担任军政要职，一直等到张亮基临危授命担任闽浙总督后才分开。

不过就算如此，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从没中断过，每月一到两封书信往来已成常态，关系没有因为距离的拉长而又任何冷淡迹象。

吴可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与当时担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保持密切联系，联手对付太平军的小部骚扰。

后来左宗棠改任福建巡抚，两人之间的互动联手才消停下来。而等到吴可调任两广总督，左宗棠跟着升任署理闽浙总督后，两方之间的直接联系又跟着密切起来，在军事，政治，经济，民生以及涉外事务上有许多合作。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福建也是山多水多田地少，是大清劳务输出的主要沿海省份，与各国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一点都不比吴可少，在这期间深受欧美列强各种思想观念影响，又直面感受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认为大清已经到了必须革新才能继续延续下去的时候，响应此时突然兴起的洋务风潮成为坚定的洋务派骨干之一，并且还不遗余力劝说吴可想把他也一起拉入洋务派阵营。

当然他受到的限制比吴可要大得多，不说福建早已不复两宋时的繁荣昌盛，单单浙江军权落于湘军之手对他而言就是个不小打击。没了军权就意味着他对浙江的掌握被严重削弱，根本就搞不到多少财政资金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