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抓住寡妇，把她撂倒在地，膝盖压住她肚子，举起刀。

刹那间，左巴抓住了曼诺拉卡斯的手，再用头巾缠住手，夺走了乡警的刀。

寡妇跪坐起来，察看四周，寻找生路。然而，村民们已经堵住大门，并在院子周围和长凳上站成一圈。他们发现她想逃走，就逼进一步，缩小包围圈。这时，左巴敏捷、果断、沉着、冷静，进行着无声的搏斗。我站在离教堂大门不远的地方，焦虑不安地观看。曼诺拉卡斯气得满脸通红。席发卡斯和另一个大高个儿过来准备助他一臂之力，可曼诺拉卡斯怒眼圆睁。

“靠后站！靠后站！”他吼道，“谁也别上来！”

他再次拼命向左巴扑去，像头牛似的低下头，狠狠地往前一顶。左巴抿着嘴唇，不吭一声。他一只手像老虎钳似的紧抓住乡警的右臂，弯下身子，左躲右闪，避开对方的顶撞。曼诺拉卡斯气急败坏，猛地一口咬住左巴的耳朵，狠命扯，鲜血流了出来。

“左巴。”我惊恐万分地喊，冲上去护他。

“滚开，老板！”他对我吼，“这不关你的事！”

他攥紧拳头，狠狠地给了曼诺拉卡斯小腹一拳。这一下，野兽撒手了。他松开牙齿，放弃扯下一半的耳朵。他的脸由红变白。左巴一推，他就跌倒在地上，然后捡起刀，折成两段。

左巴用头巾止住耳朵流出来的血，又擦了擦汗，弄得满脸鲜红。他直起身子，睁开红肿的眼睛，看了看周围。

他对寡妇喊道：“起来，跟我走！”

然后，他朝院门走去。寡妇站起身，振作起来，向前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老马弗朗多尼像一头鹰隼似的向她扑去，先把她打翻在地，再把她长长的黑发在手臂上挽了三圈，手起刀落，割下了她的脑袋。

“杀人罪算在我的账上！” 马弗朗多尼吼叫着，把受害者的脑袋朝教堂门前扔去。

左巴回过身来，他怒不可遏，揪掉一绺自己的小胡子。

我走上前去，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弯下腰，看着我，两大滴泪水挂在他眼睑上。

“我们走吧，老板！”他哽咽着说。

晚上，左巴什么都不想吃。

“喉咙发紧，”他说，“什么都吃不下去。”

他用凉水洗耳朵，拿一块棉花蘸拉吉酒包敷伤口。然后坐在床上，双手抱头，陷入沉思。

我躺在靠墙的地上，用胳膊肘支撑上身，热泪从面颊慢慢流下，脑子停止了活动，什么都不想。我被沉重的悲哀压抑得不能自已，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

蓦地，左巴抬起头，大声说出内心的激愤：

“告诉你，老板，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公平的，不公平，不公平！可我，左巴，一条蚯蚓，一条鼻涕虫，我不同意！为什么要让年轻人死而让那些糟老头活？小孩子为什么要死？我有一个男孩，我的小迪米特利，他三岁就死了。我永远永远不会宽恕上帝。你听见了吗？！我死的那一天，要是他胆敢来见我，要是他当真是上帝，那他会感到羞愧。是的，他在左巴这条鼻涕虫面前会感到羞愧的！”

伤口又流血了，他抿着嘴唇，不让自己喊出声来。

“等一等，左巴！”我说，“我给你重新包扎一下。”

我又拿拉吉酒给他的耳朵冲洗，再用寡妇送的那瓶橙花香水浸透一块棉花。

“橙花香水？”左巴使劲闻了闻说，“橙花香水？浇在我头上，这太好了！剩下的全倒在我手上，来吧！”

我惊讶地看着他。

“我似乎走进了寡妇的园子里。”他说。

他又哀叹起来，喃喃自语：“要多少年，要多少年大地才能造成像这样的一个躯体！人们看着她就会想到，‘二十岁的年纪，跟她在世上一块过，生儿育女，繁衍生息！不，儿女生下来就不是孩子！是真正的神！’可现在……”

他站了起来，眼泪盈眶。

“我没办法，老板，”他说，“我得走上山，走下山，两三趟，累得精疲力竭，心才能稍稍平静些……该死的寡妇！我真想为你唱哀歌。”

他冲了出去，朝山的方向飞奔，在黑暗中消失。

我上床躺下，灭了灯。我又一次以我那可悲的习惯，把血、肉和骨头从现实中抽掉，使之变成抽象的概念，并使之与宇宙规律联系起来，直到得出“所发生的事乃属必然”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因为这对宇宙的和谐有利，我终于得出了最后的最糟糕的结论：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寡妇被杀的情景进入我的脑海—— 这若干年来惯于化毒液为蜜汁的蜂窝—— 使它陷入慌乱。但我的哲学体系立刻接纳了这可怕的局面，用抽象和诡计把它包围起来使之无害，就像蜜蜂用蜡把偷吃蜜的饥饿雄蜂封闭起来一样。

几小时后，寡妇安详地微笑着并变成符号躺在我的记忆里。她在我心中已被蜡封住了，再也不会使我惊惶，不会扰乱我的头脑。白天发生的骇人耳目的事件，在时间和空间里延伸，与过去的伟大文明合为一体，文明与大地的命运合为一体，大地与宇宙的命运合为一体。如此这般，再回到寡妇身上，我发现她已屈从于大千规律，平静、安详地与杀她的人修好。

对我而言，时间显示出了它真正的含义：寡妇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死去，而一个爱琴海文明时代的梳着鬈发的克诺索斯[1]姑娘，死于今日清晨。

我沉沉入睡。像被死神抓住了一样，有气无力地坠入黑暗中。

我不知道左巴什么时候回来，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回来过。天亮后，我才看见他在山上，向工人们喊叫，大发雷霆。

他们无论干什么，他都不满意。他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