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枕边摸出个亮晶晶的洋玩意儿，叫什么‘体温计’，在我眼前一晃，说什么‘老先生，您这望闻问切太玄乎，瞧我这‘表’，三十八度五，清清楚楚！你们那套，不准啦！’”

他模仿着那轻佻的语气，满脸的皱纹都因愤怒而深刻起来。

“那李家老爷在一旁，竟也只是赔笑，末了，还是请了隔壁街那个挂着听诊器的洋大夫来看！我这方子，硬是没开出去！”

徐教习胸膛起伏，声音里充满了屈辱和悲凉：“想我徐某人行医四十载，竟被一个黄口小儿，用一根小小的玻璃棒如此羞辱！这……这成何体统！”

回廊下一时寂静。只有古柏枝叶在风中持续的、萧瑟的呜咽。

周景弘静静听着，面上波澜不惊，目光却悄然深沉了下去。徐教习的遭遇，并非孤例，它像一根尖锐的刺，生动而具体地扎进了所有传统医者的心中。这已不是理念之争，而是切肤之痛，是活生生的尊严受挫。

那根小小的、能显示确切数字的体温计，在此刻，仿佛成了一个冰冷的象征，代表着一种无法回避的、正在民间日常中不断激化的冲突。

秋风再起，卷起几片枯黄的柏叶，打着旋，落在周景弘的脚边。他凝望着那片残叶，知道徐教习这番含愤的话语，已不仅仅是一次个人的抱怨。它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那漾开的涟漪，注定将波及深远，为博济医学院，乃至整个传统医学界，埋下了一场更大风暴的引线。

而这肃杀的秋意，似乎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