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法，可能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陈婉如的结论审慎而留有余地。

接着，她展示了王夫人的“症瘕”（卵巢良性肿瘤）病例，重点突出了如何运用中医理论指导，采用内服外敷、攻补兼施的保守疗法，使包块明显缩小、症状改善的过程，并同步展示了治疗前后腹部触诊记录对比图和有限的窥镜下黏膜变化示意图。她坦言此类方法适用于特定类型、特定阶段的良性肿块，并强调了必须严格掌握适应症，与外科保持紧密协作，随时准备转为手术治疗。

“中医的‘消症散结’，并非对抗肿瘤的万能钥匙，而是试图调整产生‘症结’的内在环境。其价值在于为部分不愿或不宜立即手术的患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并可能改善其伴随症状和全身状态。”她客观地评价道。

随后，她以相当篇幅介绍了“女科”在预防医学和早诊方面的实践：自编的《妇女健康指南》在不同人群中的传播效果、在女子中学和女工夜校开展的健康讲座、尝试性的“妇女健康关怀日”筛查活动及其早期发现的病例。她展示了一些简单的数据对比，显示在接受过健康宣教的群体中，因严重晚期妇科疾病就诊的比例有所下降。

“我们坚信，医学的终极目标之一是‘治未病’。对于妇科疾病，尤其是受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影响深重的领域，医疗阵地的主动前移，健康知识的普及，就医观念的革新，其长远意义可能不亚于治疗技术的精进。”陈婉如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坚定的信念感。

最后，她简要介绍了“女科”初步成形的诊疗规范体系，包括疾病分类、中西医结合路径图、疗效评估多维指标等，并坦诚地指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如中西医理论深度融通的困难、疗效评价标准有待进一步客观化、规范化、适合基层推广的简化模式仍需探索等。

整个报告历时四十分钟，逻辑清晰，内容充实，既有具体案例的生动剖析，也有宏观数据的趋势展示，既有成功经验的分享，也不回避问题与局限。陈婉如语调平稳，表述精准，偶尔辅以手势强调重点，始终保持着学者应有的理性与克制。她的风采，并非耀眼夺目的张扬，而是如深海静流般的沉稳、自信与专注，自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报告结束，掌声比开场时更为热烈，持续了许久。许多与会者，尤其是年轻医师和部分思想开明的学者，眼中闪烁着兴奋与思考的光芒。

提问环节开始，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而活跃。

第一位提问者是一位来自北平协和医院、头发花白的西医妇产科权威，问题直接而尖锐：“陈医师，你报告中提到的病例改善，令人印象深刻。但如何排除安慰剂效应或疾病自然病程的影响？尤其是功能性疼痛和某些良性肿瘤，本身就有自限性或波动性。你们是否有设立对照组的长期随访研究？”

问题切中要害，场下寂静。陈婉如微微颔首，从容答道：“感谢您的提问。您指出的正是我们当前工作的局限之一，也是未来必须着力加强的方向。目前我们的案例主要基于临床观察和自身前后对照。我们正在尝试建立更规范的病历数据库，并计划与统计学者合作，对某些特定病种进行回顾性队列分析，并设计前瞻性的小样本对照研究。医学进步需要循证，我们完全认同。现阶段，我们更侧重于探索‘结合’疗法的安全性与可行性，积累临床经验，为未来的严格研究提供方向和假设。”

她的回答既承认不足，又表明了积极改进的态度和思路，不卑不亢。

接着，一位来自广州的中医名家提问，语气温和但问题深入：“陈医师，你强调辨证论治，但在你的诊疗路径中，似乎西医诊断先行，且使用了大量西医检查。这是否会削弱中医‘整体观念’和‘司外揣内’的特色？如何保证中医辨证不被这些‘指标’所束缚或误导？”

这是一个触及核心理念的问题。陈婉如沉吟片刻，答道：“前辈所虑极是。我们认为，西医的明确诊断和客观检查，如同为医者提供了更精确的‘地形图’，有助于我们避免误判，尤其是在排除危重急症时。但这张‘地形图’不能替代中医对患者整体气血阴阳、脏腑功能状态的把握——即‘气象图’。我们的做法是，先借助‘地形图’明确位置和险要，再用中医思维绘制‘气象图’，分析内在的‘风雨寒热’。二者结合，目的是为了更全面、更安全地认识疾病。例如，对于一位镜下诊断为‘慢性宫颈炎’的患者，我们会根据其舌脉症状，区分是湿热下注、脾虚湿困还是肾虚不固，从而给予不同的中药或针灸治疗。检查指标是重要的参考，但最终的治则治法，仍由中医辨证决定。”

她的比喻生动贴切，既肯定了现代检查的价值，又坚守了中医辨证的核心地位，台下不少中医同仁微微颔首。

随后的问题五花八门，有的询问具体方药配伍，有的探讨针灸选穴原理，有的关心预防宣教的具体实施细节，也有的对“女科”人才培养模式感兴趣。陈婉如一应对，或引经据典，或列举实例，或坦诚当前认知边界，思路清晰，言辞恳切，始终围绕临床实效与患者受益展开，毫无浮夸与诡辩。

一位年轻的上海某报记者趁机提问：“陈医师，作为女性，您领导这样一个成功的科室，并在此全国性大会上作报告，您认为性别在您的医学研究和实践中，是优势还是障碍？您对更多女性从事医学，有何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