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减少冲突升级可能性的关键环节。警告的时机、用语、语气，甚至由谁来警告（有时由当地警察或社区领袖配合发出可能更有效），都是一门学问，需要在训练中固化下来，变成肌肉记忆，而不是等到真实情况再去想。”

他进一步举例：“在刚果（金），我们曾有一次类似的处置。因为前期的警告清晰且给了足够的反应时间，虽然最终仍然使用了催泪瓦斯，但事后当地媒体和社区领袖的反弹小了很多，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给了机会’。而在另一次事件中，因为警告仓促模糊，尽管使用的武力程度相似，却引发了持续的抗议和调查。细节决定成败，尤其在镜头无处不在的今天。”

这番话让在场的指挥员和队员们陷入了深思。他们意识到，过去训练的焦点更多在“如何打好”，而对“何时打”、“怎么不打而解决问题”的前置环节和沟通策略，训练得还不够深入。

第三天，评估转向了跨文化沟通与特定情境处置。阿依古丽带领女警分队，演示了在模拟的难民营女性区域进行安全检查和接触的场景。她们表现得体贴、专业，注意使用围布保护隐私，由女警进行身体检查，并与扮演难民营妇女的教员进行了简单的沟通。

索菲·勒布朗在点评时给予了高度赞扬：“女警分队的表现非常出色，程序规范，体现了对文化敏感性和性别平等的充分尊重。这是你们队伍的显着优势。”她随后提出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在接触中，我注意到你们主要使用了英语和简单的中文（通过翻译设备）。考虑到未来任务区语言的多样性，除了英语/法语这些工作语言外，是否有计划让队员们，至少是分队长和骨干，学习一些任务区当地最常用语言的极其基础的问候语、数字、方向词以及表达‘你好’、‘谢谢’、‘请’、‘对不起’、‘我需要帮助’、‘停止’等关键短语？哪怕只是几个词，当你们用当地语言说出来时，所传递的尊重和沟通意愿，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阿依古丽立刻回应：“我们已经有安排，正在编写这样的简易词汇表，并计划纳入后续语言培训。”

“很好，”索菲点头，“另外，在模拟处理一起‘家庭纠纷’时，女警队员介入调解。我想问，除了现场调解，你们的训练是否包含了如何与任务区现有的、可能由当地妇女组成的‘社区调解员’或‘妇女保护网络’进行对接和协作的环节？很多时候，维和警察是外来者，而当地这些网络更了解情况，也更有持续影响力。建立这种伙伴关系，比我们单独处理每一个案件要有效和可持续得多。”

这个问题又触及了训练的一个盲区——与当地社会结构的主动嵌入和协作。

为期五天的评估紧凑而充实。除了观摩演练，三位联合国教官还查阅了大量的训练大纲、教案、装备清单、医疗预案等文件，并与不同层级的队员、教官进行了多场座谈和个别访谈。

评估最后一天的下午，闭门反馈会议在基地会议室举行。杨洛、周浩、许航、罗帅及主要教官组长出席。

马丁·切斯特顿代表评估小组做总结发言。“首先，我要明确地表示，”他开门见山，“中国‘蓝剑’防暴队的筹备工作，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和积极的整体印象。队员选拔精良，身体素质出众，纪律严明，训练刻苦，基础战术技能扎实。装备规划和定制体现了专业性和前瞻性。特别是女警分队的建设和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完全符合并有望引领联合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倡导。你们在短时间内取得的进展是令人瞩目的。”

先扬之后，随即是详细的“抑”。马丁和索菲、阿里轮流发言，将他们几天观察到的细节问题和改进建议，条分缕析地列出：

1. “存在感”的细微调整：建议在日常执勤礼仪、面部表情管理、非对抗性接触时的姿态上增加训练，塑造更“可接近的专业权威”形象。

2. 武力使用前的沟通程序强化：建议将多语种警告、喊话、以及利用当地力量协助沟通的流程，作为标准作业程序（Sop）的核心环节，进行反复、情境化的演练，并明确不同升级阶段的沟通策略和用语模板。

3. 与当地社会结构对接：建议在训练中增加模块，模拟如何识别、联系并与任务区现有的部落长老、社区领袖、妇女组织、青年团体、本地NGo等建立工作关系和信息沟通渠道。

4. 语言学习的实用化深化：支持编写任务区基础生存语言包，并建议将学习成果纳入考核，鼓励队员主动使用。

5. 特定场景的处置细化：如遇到大规模游行时，如何划定警戒线、设置观察员、与游行组织者提前沟通；处置劫持人质事件时，与谈判专家、狙击手、突击队的协同流程；以及如何更规范地处理战斗中伤员（包括己方、对方、平民）的急救和后送衔接等。

建议清单很长，很细，有些甚至挑战了现有的训练思维定式。但三位教官的出发点非常专业和务实，每一项建议都配有具体案例或理论依据。

会议室内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杨洛认真地记录着，脸色平静。待对方发言结束，他合上笔记本，站起身。

“马丁先生，索菲女士，阿里先生，”他的语气诚恳而坚定，“非常感谢你们专业、细致、毫无保留的评估和指导。你们提出的每一条建议，都切中要害，揭示了我们在从国内警务思维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