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长制’，由杨洛书记、马国华市长担任组长，统筹全市黄河保护工作。专班下设‘一办五组’的组织架构：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负责日常统筹协调工作；规划组设在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生态保护规划编制和技术标准制定；工程组设在市水务局，负责重点生态修复项目的推进实施；执法组设在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生态环境监督执法和问题整改督办；监测组设在省生态环境厅驻郑州监测中心，负责生态监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保障组设在市财政局，负责资金保障和政策研究。”

大屏幕上，专班的组织结构图清晰明了，每个小组的职责边界、牵头单位、协作单位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在工作机制方面，我们建立了‘周例会、月调度、季评估、年考核’的闭环管理体系。”赵东升继续汇报，“每周一上午九点，由我主持召开专班周例会，研究解决具体工作问题；每月底，由分管副市长主持召开月调度会，协调跨部门、跨区县的重大事项；每季度末，由马国华市长主持召开季评估会，检查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评估工作成效；每年年底，专班向市委常委会作年度工作汇报，接受考核评议。”

他特意加重语气，强调专班的权责边界：“为了确保专班高效运转，市委赋予专班‘三权’：一是协调权，可以召集任何部门、任何区县召开专题会议；二是督办权，可以向任何单位下达督办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三是建议权，在干部考核、资金分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建议权。但必须明确一点：专班的所有重大决策，都必须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后，方可组织实施。”

这套机制设计得周密严谨，既赋予了专班足够的权威，确保能够打破部门壁垒开展工作，又明确了专班的权责边界，确保各项工作始终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推进。

“大家对这个运行机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杨洛问道。

市水务局局长举起手，朗声建议：“杨书记，我有个建议。黄河保护工作的专业性极强，涉及水利、生态、环境、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建议专班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为专班的决策提供技术支撑。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在工作中走弯路、犯错误。”

“这个建议提得好！”杨洛当场采纳，目光转向黄委会的张工，“就请张工牵头，组建专班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不要太多，但要精干，要涵盖水利工程、生态学、环境科学、城乡规划等多个专业领域。今后，专班的重大决策、重要规划、重点项目，都必须征求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专家的意见，专班必须认真研究，充分吸纳。”

张工站起身，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感谢市委、市政府的信任！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辈子跟黄河打交道，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母亲河水清岸绿、鱼翔浅底。只要专班用得上我们，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为郑州的黄河保护工作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会议的第三个议程，是审议《黄河郑州段生态保护2025年重点工作清单》。

这份清单厚达三十多页，内容详实，列出了生态修复、农业退出、监测预警、文化建设、机制创新等七大类四十二项具体工作。每一项工作，都明确了工作目标、具体措施、责任单位、时间节点和资金需求，真正做到了“任务到人、责任到岗、时限到天”。

杨洛拿起清单，重点强调了其中五项工作：“第一，完成滩区农业退出专项规划编制。今年年底前，必须拿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明确农业退出的范围、时序、补偿标准和保障措施。这项工作，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配合。”

“第二，启动生态修复试点工程。选择3-5个典型区段，分别开展滩区湿地修复、岸线生态化改造、植被群落重建等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试点。试点成功后，再总结经验，在全市推广。这项工作，由市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

“第三，编制《黄河国家博物馆概念规划》。黄河国家博物馆是展示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的重要载体，文化地标建设要尽快提上日程。但必须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利用’的原则，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搞过度商业化开发。这项工作，由市文旅局牵头。”

“第四，开展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要探索建立‘谁保护、谁受益，谁破坏、谁补偿’的生态补偿机制，让保护黄河的地区和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项工作，由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共同研究，年底前拿出初步方案。”

“第五，开展黄河保护宣传教育。要利用报纸、电视、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黄河保护的重要意义，提高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要把黄河保护纳入中小学的课外实践课程，让‘爱护母亲河’的理念深入人心。这项工作，由市委宣传部牵头。”

一项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布置下去，责任清晰，要求具体，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与会人员奋笔疾书，将每一项任务都认真记录在笔记本上。

会议整整开了一上午，直到中午十二点半才结束。杨洛最后作总结讲话，声音沉稳而有力：“同志们，今天，我们的黄河专班正式运行了。这标志着郑州的黄河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过去的分散行动，转向系统治理；从过去的应急整改，转向长效保护。”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语气庄重：“我想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