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之策。但既然话已出口，杨永泰只能尽量使先生发言更具法理性，至少不能让国民认为先生是无的放矢。

“……先生对于此事之意见吾以为：据法律常理而论凡条件契约义在共守，若一方破弃则难责他方遵守。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消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之崇报。然国体既易民主，则一切君主制度仪式必须力求芟除，一以易民群之观听一以杜帝制之再见，故优待条件第三款载明 “大清皇帝辞位以后暂在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又于民国三年《清皇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第二款称 “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时年号”，第三款称 “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凡此诸端所以杜渐防微至为周至，非但谋国民之安全亦欲使清皇室之心迹有以大白于国人也。

乃自建国以来清室始终未践移宫之约，而于文书契券仍沿，对于官吏之颁给荣典、赐谥等亦复相沿勿改。是以民国元年优待条件及民国三年《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中清室应废之各款已悉行破弃，其王公更于共和二年至今多次行复辟之举乃实犯破坏国体之大眚，优待条件之效用至是乃完全毁弃无余，清室已无再请共和政府践履优待条件之理。

虽清室多位王公复辟失败后，清室自承其行为皇帝概不知。斯言若信则诸涉嫌乃为清室之罪人，然清室又予以嘉奖，实为奖乱崇叛，明示国人谋逆王公之大有造于清室，甚不惜出卖宫中国宝以助其用，其复辟之举实为清室所乐从之事实俱在，俱可复按。综斯数端则共和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吾以为社会达人请修改优待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

所愿清室诸公省察往事，本时代之趋势为共和之公民享受公权，翼赞郅治，以销除向者之界限，现五族一家之实赡，若于此时疑力学问，以闳其造就，则他日之事业又讵可限量。以视口于深宫之中曹然无所闻见者为益实多，尤望诸公之高瞻远瞩以力务其大也。将命代为奉复希裁察为幸此颂公祉!西北边防公署秘书处共和七年十月三日”杨永泰拟写的这一篇洋洋洒洒、不亢不卑、仁至义尽、劝教兼施的公告一出，一直为清室鸣冤收曲之人自然失色结舌无法噜嗦，而司马也乐得清静。

但大风波并未因司马的公告而平息，反而愈演愈烈。社会上开始出现对溥仪不利舆论，说城郊驻于圆明园的青年近卫军已经占领颐和园，有可能进入京城，想对居于皇宫中的小皇帝下手以剪除共和中国身上唯一的污点，这又使紫禁城小朝廷以及京城满清贵胄和遗老遗少惊慌失措。

自袁世凯身死，清室便对中央大员大肆贿赂，以确保《优待条件》继续履行。而中央大员亦投桃报李对清皇室倍加优待，从未提迁居颐和园之议，连《善后办法》也置若罔闻。这才有小朝廷敢于招收阉人、公开赐谥，并继续在紫禁城中 “暂居”。此时也只有向曾受恩于前朝的中央大员求助。除了向中央部府大员求助外，现在只有一个人能保住这一切，便是自司马进京后第二天，将国事交于秘书长徐树铮告病在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

“停战议和其时公亦于任内，双方订定优待条件，暨满蒙回藏待遇条件，正式知达各国驻京公使，转达各国政府，因有十二月二十五日之诏，共和政体于焉成立，载在盟府，中外咸闻。次年台从莅京亲在欢迎席上对众宣言，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民生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报酬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

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复经加入约法第六十五条明载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铁案如山，谁可动摇?不意本年十月一日变生意外，荫昌妄言，华之主任斥责之，先生尚在府内，自无知获知，夫优待条件为共和产生之源本，自宜双方遵守，垂诸无穷。但六年以前最初之信条，非曾经当事人，不知颠末，或不免有所误会。一国之信用所关，即列邦之观听所系，以公有保持信义之责任，英等翘足以竣，专函总理阁下，伏乞主持公道，力践前言，息壤在彼，公必有以处此也。恭候台绥清室内务府宝熙、绍英、耆龄、荣源谨启”

接到小朝廷内务府发来的斐然成章 、言之有理的哀告信，段祺瑞苦笑不已。司马一进京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不打一声招呼先把这个马峰窝给捅了。

而哀告信却让段祺瑞心爽，世道轮回今非昔比，清室内务府也只得降志辱身哀求自己，那群小人显然忘记主辱臣死的古训降格相求了。在总统府司马斥责荫昌引起新一轮排满风波后一直告病的段祺瑞从未公开发言，而现在小朝廷内务府的哀求信却把自己推到风头浪尖。

这封信不仅送到自己手中，那群小人甚至还将其刊载于报纸之上，显然意在逼自己表态。之所以至今未公开表态，原因很简单，华之在总统府所言为个人言论，虽言辞激进但所述为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段祺瑞不愿意在此问题上与司马纠葛，而旗贵、遗老却抱着所谓《优待条例》和自己许诺相逼。

段祺瑞问刚到走进来的徐树铮： “又铮你怎么看？” “总理，司马之所以高调排满，与其信仰有关。其信仰民族主义，矛头所指除帝国列强之外，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