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尸体进行了解剖研究后，仍然没能取得什么结果。现在方子南只能按照卫生署防疫中心地要求隔离整座陆军医院，同时按照授权要求防疫中心发布防疫令。为了严格执行紧急防疫令，借助军警采取最为极端措施，以做到防止流感在整个城市中扩散。禁止一切公众集会、关闭商店、商场和学校、对军方以及平民病例进行彻底隔离，所有人出门必须要配戴口罩，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明智的。

甚至于连复兴竞选总部原本计划进行的一场全国同时进行的助选游行，同样被紧急委员会要求取消。这次游行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它将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地一次游行，全国每一个城市参于、参于人数超过数百万人，而旁观人数将达到几千万。在西北各地竞选委员会选择了服从紧急委员会地命令，他们早已习惯服从命令。

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竞选委员会，对待联合议会紧急防疫委员会地要求，却执着不同看法，他们尚不习惯接受联合议会的命令，而且在他们看来，这场游行事关本选区未来选票，他们中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按原计划准备那场规模空前地游行。七年首义纪念日时，复兴党在各大城市举的十万人地游行助选已经收到良好好效果，现在当然需要再接再励。

但是来自复兴党总部的命令却打断他们原本的一切准备。 “……即输掉选举，亦不得再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或助选游行！”命令不是来自复兴党部地杨秘书长，而是来自远在俄罗斯正准备归国的司马本人。

全世界恐怕没有任何地方比西北更善长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而民众同样热衷于宏大的群众集会，盛装大游行。只有通过经心营造地群众游行俯氛围，才能显示人民万众一心地意志，显示群众的创造力与力量，证实渺小地个人只有与伟大地集体目标相一致，才能获得个人在历史中地价值，从而让人们更轻易接受西北的口号 “人民才是一切，集体才是一切”。而大规模地群众集会使得参加者长时间处于难以抑制的亢奋状态，最终使得他们接受在集会中所听到的价值观念。集会是一种武器，思想上地武器，但现在为了安全，只能选择放弃！

与此同时，无论是段旗瑞的共和党以及梁启超的进步党或是孙文的中华革命党为了与复兴党争夺选票，几乎都计划举行助选游行。复兴党在七年首义纪念日的助选游行效果让他们眼红不已，即便是重感冒亦不能阻止他们地决定。只不过他们仍然特意抽调资金购买口罩，以提供给参加游行地民众。灾难往往始于麻痹大意！

10月15日，刚刚经历过首义七年庆典之后的第五天，重感冒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一周之后，京城、天津、奉天、济南、广州、上海、武汉等中国数十座大城市，各参选党派发起了自己的游行，尽管一些医生竭力劝说那些组织游行地党派取消这场游行，甚至于告诉报纸记者，集会将传播流感并使人致命。

没有报纸报道那些医生们的警告，报界更愿意报道规模宏大的集会，而不是这场 “小感冒”。毕竟此时感冒的重灾区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至于西北现在又是隔离、又是停止助选游行，不过是小题大做罢了。出于保密地原因，没有人知道在远征军军营之中，已有数千人感染重流感，人们只看到西北的千余例感染病例。

共和七年10月15日，全国有超过百万人参加这次由各党派发起地大规模助选游行，参加游行人们昂首挺胸地行进着，大声呼喊着各党派的竞选口号，为那些永远不可能实现地竞选口号呼喊着。

在上海由数万名亲中华革命党的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延伸了一公里多，数万人簇拥在游行线路上，尽管他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或许是因为这样喊出地口号并不清楚的原因，很多人把口罩摘了下来。以便更清晰地喊出口号，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在他们喊话地同时。数万人地飞沫弥漫在游行队伍之中。

共和二年3月20日，宋教仁在沪遇刺，22日不治身亡，3月23移柩至湖南会馆，6月26日葬于闸北象仪巷。国民党在此辟地百余亩。其中用于墓园43亩。并自湖州会馆起北至墓地辟一条长约25公里地道路，命名宋园路，宋公园是游行地终点站。之所以选择宋公园作为的游行的终点以及孙文发表演讲之地。中华革命党自然有着自己的打算。

“……共和地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 “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地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地有小地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地虚伪地‘爱’。那种真诚地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在宋园路的尽头的演讲台上，穿着中山装的孙文面对着台下民众畅谈 “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仍是中华革命党吸引选票地根本，暴力地革命此时并没有任何市场。无论是对于复兴党或是共和党、进步党而言。都是在用民族、民权、民生吸引着人们地视线。只不过相比于之下，复兴党提到了更为清晰的竞选口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