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对国家和社会责任感，令中国实业金融界愿意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吃亏”之举。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合，即便是我们再进一步开拓我们的国内外市场，我们仍不可能保持像过去一般的高速发展势头，经济危机发生后，几乎各国都将殖民地和其势力范围视为商品倾销地，实际上早在经济危机前，我们的国外市场已经开始趋于缩小。

尽管经济危机后，我们拼命对外扩张，大量增加商品输出，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贸易扩张的美好时代，早就已经消失了。即便是在上次战争结束前后十年间，由于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多出口工业品、多进口原料、少进口工业品的贸易政策，西欧等国不能获得足够华元贷款和黄金，来继续支付大量我国商品的进口，这成为我国海外贸易扩张的最大的障碍。

以后，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恢复，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重新加剧。列强纷纷加大对殖民地市的控制，这一切都使得我们的国外市场日趋萎缩。早在共18年初起，我国的出口便开始下降，出口占国内生产的比重，从共年17年的23.7％，下降到29年的8.6％。我们生产有了扩大，而其中输出到国外市场的部分，不仅不能保持住以前的比例，反而越来越缩小了。”

端着威士忌酒杯的萧克林点了点头，的确过去的二十年间，正像许永成说的那样。中国的海外市场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生产力扩张加大，反而缩小了，甚至于在共和29年时，达到了近逆差的局面，这可是自共和6年后，从未发生的事情。

“十年前，总理再次复出时，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就曾献策说：如果我们要想避免未来十年经济崩溃，中国就必须在未来的十年内，在国内外另外找到6000亿华元的市场。结果，总理找到了这个市场！但不是国外市场，而是国内市场……”感觉有些口干的许永成喝了一口酒，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被国内主流选择性的忽视。

“准确的来说是一种剪刀掠夺，我们的经济复苏所依靠是农产品的高物价，借助农业剪刀收割的城市财富，从而实现农业繁荣，以农业繁荣带动工业恢复，农产品价格连续猛涨，尤其食品价格上涨尤其凶猛。物价暴涨至少吞食了城市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造成现在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

甚至我们的劳工部长也不得不承认：“物价的增长比工资快得多，给实际工资带来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经济危机前的共和19年，国民收入中工人工资和薪金所占的份额为63.2％，而在去年这个份额下降至51.8％。我们的经济恢复不过只是一个假相，一个被政府刻意掩饰、民众忽视的假相。”

许永成在说到这个假相时，在心下却由不得佩服起一个人来，现在的国务总理，他让人们相信，这种物价上涨是合理的，甚至是爱国的！他的上一次任期是用巨额国债和货币贬值堆积了他的经济奇迹。而这一次除了旧的方法外，他还增加了一个新玩意，农产品剪刀，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人为创造出农民收入增长的假相，进而刺激农村商品消费，尽管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但是这种隐晦的掠夺却损害了2亿余城市居民的利益。

借用反对党的话说，自共和12年后，中国城市家庭的生活状况愈益恶化。根据国内一个私人研究机构海的家庭预算调查，共和30年9月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用，一年需要2961华元，可是同期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工资却只有1972华元，即使要勉强维持预算调查所定的最低生活水平，也还差995华元。家庭收入的调查说明，共和30年至少有58％的中国家庭在预算要求的标准之下，勉强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

“这种借助农产品和食品的剪刀差式对内掠夺，所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我们的经济是恢复了，而且恢复了增长，但我们却陷入一个怪圈，依靠自我掠夺去实现国内经济的暂时稳定，但这种看似平静的局面可以维持多长时间？对于高出国外25%的农产品价格，国民还能忍受多长时间？”从许永成的嘴中接连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尽管许永成是一个银行经济分析师，但在另外一方面，他还是一名在国内较知名的经济专家。

“市场，归疚到底，还是市场问题，我们一没有庞大的殖民地和势力圈，二没有能力要求或迫使欧美开放他们本国及其殖民地市场，为我国的“过剩”商品和资本提供出路……”“所以我们就用枪炮来换取得到一切了是吗？”诺有所思的萧克林随口道出了战争的真相，什么民主、自由、正义、独立，不过都只是借口而已。

“当然，我们抛开庞大的军需定单刺激的经济增长不说，单就是现在，政府制定的亚洲经济复兴计划，计划挂的是我国“援助”亚洲复兴经济的招牌，实际上是利用这些独立国家战后初期经济困难的机会，以“华援”为钓饵，令这些新生国家接受我国控制、沦为我国附庸的手段。按照“计划”规定，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与我国分别签订双边协定。

这些双边协定，对“援助”规定了许多条件：“华援”以中国提供货物的方式进行；受“援”国出售这些货物所得款项，必须经我国同意才能动用，受援国必须向我国开放本国的市场；必须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必须向我国提供有关经济情报等等。”

作为一名经济专家，许永成在内心深处对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