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口气，目光扫过药铺后堂堆着的草药包——最底下压着一沓没送出去的账单，全是穷苦人家赊的药钱，最长的已经欠了两年。

十月的风裹着桂香钻进明德学校的教室时，校长刘克范正站在讲台上讲《论语》。这位穿着藏青长衫、戴着圆片眼镜的中年男人，是武所城最有学问的人——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又去福州师范进修过，回乡后办了这所新式学堂，教孩子们识字、算术，还讲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刘克范刚讲完课，放下粉笔，想走到学生中聊聊。

“先生，广州来信了！”教室里一阵骚动。见校役老周气喘吁吁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封信，“是修焕堂先生广州寄来的，说是托人带回来的！”

教室后排立刻挤过来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为首的叫桂生，原来是傅鉴飞药铺的学徒，因算账快、人机灵，而且经历也丰富，只是旁听生。平时都被刘克范安排做事。还有铁匠铺老板的儿子铁柱，以及药铺小学徒泽生。刘克范拆开信，眉头渐渐皱起：“修先生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了半年，如今国共合作，共产党在组织工农闹革命……”

“革命？”铁柱瞪圆了眼睛，“就是像洪秀全那样造反？”

刘克范摇头：“不是造反，是要让咱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他压低声音，“信里还提到，有几位从广州、厦门回来的武平人，下月初要回县城活动。”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武所城。三天后，当修焕堂、李景森、钟磊三人背着行李出现在城关码头时，码头上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修焕堂穿着藏青中山装，眉眼间带着南方的温润；李景森身材高大，背着个鼓鼓囊囊的藤箱；钟磊最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手里攥着本翻旧的《新青年》。

“这是修家大少爷！”有人认了出来，“听说在广州跟着孙中山先生的部下做事哩！”

“还有李家二郎，听说在厦门念大学，学问大着呢！”

修焕堂微笑着拱手：“各位乡亲，我等此次回来，是想办几件实事——开夜校教百姓识字，办农会帮乡亲减租，再请个西医来给穷人看病。”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人群边缘的刘克范身上，“刘校长，明德学校能否借间教室，让我们办个读书会？”

刘克范快步迎上去：“修少爷说哪里的话！学堂后院的空教室，随时能用！”

明德学校后院的空教室，很快成了武所城最热闹的地方。每到傍晚，十几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庄稼汉、布庄学徒、药铺伙计便挤在八仙桌旁，听修焕堂讲“什么是阶级”，李景森讲“北伐军打到哪里了”，钟磊则掏出《新青年》念那些激昂的文字。

“各位兄弟，”修焕堂指着黑板上画的图表，“咱们武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地主收租七成，是军阀抽捐抽税，是穷人没地种、没书读！”他顿了顿，“可你们知道么？在广州，农民自己组织了农会，把地主的田分给佃户；在汉口，工人成立了工会，和资本家谈判加薪！”

桂生坐在最前排，手里的铅笔在膝盖上画着圈。他是布庄的学徒，平日里最见不得东家刘克范的儿子刘富贵克扣工钱——上个月他替刘富贵跑腿买烟，多找了两文钱，反被骂“手脚不干净”。“先生，那咱武所也能办农会？”他举手问道。

修焕堂点头：“当然能！但得有人带头。”

教室后排突然传来一阵骚动。铁匠铺的铁柱扯了扯桂生的衣角：“你听说没？前儿个县警备队来搜查《曙汀》杂志，说是‘赤党刊物’！”他的声音压得极低，“我爹说，这些读书人怕是……”

话音未落，教室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穿黑制服的士兵闯进来：“谁是修焕堂？有人举报你们聚众闹事！”

修焕堂神色不变，缓缓站起身：“军爷，我们不过是教乡亲们识字读书。”他转向刘克范，“刘校长，您作证，这教室可是学校的地方？”

刘克范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道：“没错，这是明德学校的教室。修少爷他们办的是夜校，教百姓识字，为国储才。”他瞥了眼士兵腰间的驳壳枪，“军爷若不信，可去问县太爷——咱们武所城，总得有点开化的风气吧？”

士兵盯着修焕堂看了半晌，最终哼了一声：“算你们走运！”转身带上门走了。

待脚步声远去，泽生才小声问：“先生，啥叫‘赤党’？”

修焕堂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赤党，就是共产党。他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他看向泽生，“就像你，每日在药铺做工，却连件新棉袄都穿不上——这样的日子，不该继续下去了。”

泽生的手攥紧了衣角。想想，药铺傅先生对自己是很好的。他想起了上个月帮刘富贵送礼时，看见王怀仁家的大宅院里摆着酒席，唱戏的班子唱了半宿，而自己的娘亲却在家煮着稀粥就咸菜。

桂生看着泽生笑了下，不知笑什么。

十二月的武所城，飘起了第一场雪。

刘克范邀了几个人到为灵洞山寺，说是赏雪。

寺庙里的炭火烧得正旺。修焕堂、李景森、钟磊、刘克范围坐在桌前，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武平地图，上面标着地主、富商、警备队的位置。

“根据省委指示，”修焕堂郑重地说，“我们决定成立武平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他看向李景森，“李景森同志负责联络闽西各地的进步力量；钟磊同志负责组织工人运动，重点是城关的布庄、铁匠铺；克范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