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支队最近怎么样？”张涤心问道，“战士们情绪还稳定吗？”

“整体还好，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林桂生放下酒碗，“补给困难是最头疼的。敌人封锁了通往赣南的几条要道，粮食、药品都进不来。最近天气寒冷，不少战士冻伤了，却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

“我已经派人想办法从白区购买一批药品，但需要时间。”张涤心说，“粮食方面，区苏正在动员群众捐献，但老百姓自己也困难啊。今年的收成本来不错，但敌人频繁骚扰，不少庄稼没能及时收割。”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窗外传来区苏同志们吃年夜饭的欢笑声，与屋内的凝重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张涤心突然问道，脸上露出一丝怀旧的笑容。

林桂生也笑了：“怎么不记得？1927年秋天，在刘校长的办公室里。”

那时刘克范是明德学校的校长，以学校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张涤心是学校的语文老师，林桂生则是刚从乡下出来的青年，被刘校长看中，留在学校当杂工，实际上是做警卫工作。

“你那会儿傻乎乎的，一见我就紧张得说不出话。”张涤心打趣道。

“我那是对读书人敬畏！”林桂生反驳道，“你可是方圆百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

张涤心摇摇头：“学问再大，不如枪杆子实在。要不是你教我用枪，我可能早就...”

他的话没说完，但林桂生明白他的意思。1928年春天，反动民团突然包围学校搜捕革命党人，是林桂生带着张涤心从后山小路突围，途中还击毙了两个追兵。那是张涤心第一次开枪杀人，事后整整一天没说出话来。

“革命改变了我等啊。”张涤心感慨道，“我一个教书匠，如今拿起了枪杆子；你一个庄稼汉，现在成了指挥百来号人的队长。”

“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林桂生叹了口气，“若不是地主欺压太甚，谁愿意走这条路？”

酒过三巡，两人的话匣子彻底打开。他们回忆起共同经历的许多事：1928年冬天的饥荒，他们一起组织农民抢粮；1929年春天的武装暴动，建立了武北第一支游击队；1930年夏天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权...

“最艰难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了，为什么现在反而感觉更加...”林桂生搜索着合适的词语，“更加迷茫呢？”

张涤心没有立即回答。他起身给两人的碗里重新斟满酒，然后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

“因为革命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张涤心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严肃，“开始时很简单，敌人就是外面的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但现在...”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现在敌人可能就在我们中间。”

林桂生皱起眉头：“你指的是Ab团和社党分子？”

张涤心回到座位，压低了声音：“省特委通报说，反革命分子已经渗透到我们内部，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他们伪装成革命者，暗中破坏，收集情报，策动叛变。”

“有什么证据吗？”林桂生问道，“我总觉得这种事...”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张涤心打断他，“特委的同志说，湘赣苏区已经清出了一大批潜伏分子，避免了许多损失。”

林桂生不语。他听说过湘赣苏区的肃反运动，风声比闽西要紧得多。有的部队整连整排地被审查，甚至发生了严刑逼供和错杀的情况。他不希望武北也出现这种事。

“涤心同志，我们要谨慎。”林桂生终于说道，“不能冤枉自己同志。革命本来就艰难，如果大家互相猜疑，岂不是给敌人可乘之机？”

张涤心点点头：“这个我明白。但上级的命令也必须执行。我已经安排了对区苏工作人员的背景审查，重点是那些地主家庭出身和曾经在白区工作过的人。”

林桂生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他想起四支队也有几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战士，最近明显变得沉默寡言，想必是感受到了这种怀疑的气氛。

“对了，你什么时候回部队？”张涤心转换了话题。

“明天一早就走。支队还有很多事要处理。”林桂生回答，随即又补充道：“本来想多留几天，去看看刘主席，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张涤心似乎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说：“刘主席那边你放心，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部队的补给问题，张涤心承诺会尽力解决。夜渐深了，酒坛也见了底。外面的年夜饭已经结束，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寒风不时呼啸而过。

林桂生告别张涤心，回到区苏为他安排的临时住处，却辗转难眠。酒精的作用使他有点头痛，但思维却异常清晰。他总觉得张涤心今晚有话没说，特别是关于刘克范主席的情况。

第二天清晨，林桂生早早起床，打算再去向张涤心道别后就返回部队。然而刚到区苏办公处，就被告知张主席一早就去下面村子处理急事了。

“张主席留话，说祝林队长一路顺利，等回来再聚。”值班的年轻战士说道。

林桂生有些失望，但也没多想。他整理好行装，骑马出了桃溪镇。刚走不到里地，后面忽然有人追赶上来。

“林队长！等等！”

林桂生勒住马缰，回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气喘吁吁地跑来。是区苏的通信员小陈，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小陈？怎么了？”林桂生问道。

小陈跑到马前，喘着粗气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