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超额的回报，仕途从此坐上了火箭：被迅速提拔为尚书吏部郎，旋即升任更为关键的吏部尚书，与另一位心腹沈演之共同参掌朝廷机密，成为皇帝的核心智囊之一。后来更是加任侍中，得以出入宫禁，参与决策，并担任了本州（豫州）大中正，掌管本州人士的品评与荐举。

此时的庾炳之，身兼组织部长（吏部尚书）、皇帝高级顾问（侍中）兼地方人才评价委员会主席（大中正）数职于一身，真可谓是“内外归附，势倾朝野”，达到了他个人权力的巅峰。从一位地方郡守，一跃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几个人物之一，这晋升速度，足以让今天任何所谓的“职场火箭升迁”案例都黯然失色。

第三幕：权力是最好的卸妆水——暴露的真实面孔

然而，古人云：“器满则倾，物极必反。”当庾炳之手握巨大权柄，缺乏有效制约时，他性格中那些曾被谨慎掩盖的缺陷，以及人性中的贪婪，便如同卸了妆一般，暴露无遗。

史书对他的性格评价是“强急而不耐烦”，这七个字描绘出一个脾气暴躁、缺乏耐心、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的官僚形象。翻译成现代职场语言，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咆哮式”领导，开会时拍桌子瞪眼是家常便饭，下属汇报工作时战战兢兢，生怕哪句话不对就引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倘若放在今天，他办公室的门上恐怕得挂个“内有猛兽，慎入”的警示牌。

这样一位“强急”的吏部尚书，在主持官员选拔考核这项核心工作时，自然是“领选不采众意”。什么民主评议、集体讨论，通通被他抛在脑后，选官用人全凭个人好恶和一时心情。想象一下，今天的hR总监面试，不看能力资历，只看对方星座合不合、长相顺不顺眼、说话声音好不好听……帝国的选官标准，在庾大人这里，简直成了随心所欲的玄学。

如果说性格缺陷尚属“工作作风”问题，那么他的贪腐行为，则是其政治生命的致命毒药。掌握了选官大权的庾炳之，很快将手中的权力变现，开启了“颇通货贿”的疯狂寻租模式。他的贪腐手段，可谓花样百出，创意十足。

“感谢费”收得理直气壮：广州刺史刘道锡，为了感谢庾炳之的举荐之恩（或者说为了保住自己的肥缺），毫不手软地献上了“倾南俸之半”作为贿赂。“南俸之半”是什么概念？广州是当时着名的富庶之地，地方官收入丰厚，这“一半”的俸禄，恐怕相当于某经济大省封疆大吏拿出其合法收入的半壁江山来行贿，其数额之巨，令人咋舌。

“雅贿”玩得清新脱俗：当时的市令（相当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盛馥，为了巴结这位权贵，投其所好，知道庾大人正在营建宅第，便主动进献了数百口优质木材。为了掩人耳目，这位盛市令还颇具“法律意识”地制作了虚假的买卖券契，企图将贿赂洗白成正常的市场交易。这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操作，充满了掩耳盗铃的喜剧效果。

“主动索要”毫无廉耻：庾炳之的贪欲，并不仅限于被动收礼。他还会主动出击，看中什么就直接开口索要。听说吴兴太守刘遵考那里有上好的木材，他毫不客气地派人去“打招呼”；在别人家中见到制作精美的烛盘（照明用具），他也全然不顾身份体面，直接开口“乞求”。这种走到哪要到哪的做派，活脱脱一个行走的“官场乞讨者”，将官员的体面与尊严丢得一干二净。

除了贪腐，他那个着名的洁癖，也成了官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宋书》记载，每当有士大夫宾客拜访完毕，人还没走出大门，庾炳之就急不可耐地命令仆人将客人坐过的席子、靠过的床榻统统擦拭清洗一遍。这种举动，固然是其个人卫生习惯，但在极其讲究面子和礼节的士大夫圈子里，无异于当面打脸，仿佛在说：“你太脏了，玷污了我的地方。”这让来访的客人们情何以堪？估计每个从他家出来的官员，都感觉自己像是移动的细菌培养皿，内心受到一万点暴击伤害。

此时的庾炳之，早已将当年那个提请讨论礼制细节的“讲究人”形象抛到了九霄云外。权力，成了他最有效的卸妆油，将他真实的面目——一个专横、贪婪、刻薄而又有些滑稽的官僚，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四幕：琵琶弦上说荒唐——小细节引爆的大崩溃

庾炳之的最终垮台，过程颇具戏剧性和黑色幽默，完美诠释了“细节决定成败”的另一层含义——有时，压死骆驼的，未必是那最后一根沉重的稻草，而可能是一根轻飘飘的……琵琶弦。

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庾炳之因急事请假回府。恰在此时，吏部有紧急公务需要请示，于是吏部令史钱泰和主客令史周伯齐二人，便带着公文前往庾府处理。公事谈毕，或许是为了拉近与领导的关系，或许本就是庾炳之一时兴起，擅长弹琵琶的钱泰和擅长唱歌的周伯齐，为庾大人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私人音乐会”。庾炳之听得龙颜大悦（虽然他并非皇帝），一高兴，便下令让这两位“文艺骨干”留宿府中。

这本是古代上司展示亲和力的一种方式，然而，却严重触碰了制度的红线。根据尚书台的“铁律”：令史因公外出，办完事后必须立即返回衙门，严禁在外留宿，即便是更高级别的官员下令也不行。这条规定，旨在防范官员与吏员之间结成过于密切的私人关系，避免可能出现的徇私舞弊。

于是，这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