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史、寻阳太守，代管留府事务，成为刘骏的“大后方总管”。这个角色相当于现代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coo，既要保障后勤供应，又要稳定根据地，责任重大。他的忠诚和能力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等到刘骏成功即位，成为宋孝武帝，自然要论功行赏。刘延孙因“协赞义初，诚力俱尽”的功劳，被任命为侍中，领前军将军，封东昌县侯，食邑二千户，一举进入权力核心圈。

更值得一提的是，孝武帝不久就让他改领卫尉，掌管中央禁卫军。这个职位非同小可，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卫戍区司令加中央警卫局局长，不是绝对信任的人，绝无可能担任。孝武帝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了刘延孙，这份信任，在猜忌心极重的帝王中实属罕见。

场景二：救火队长的日常

孝武帝在位期间，刘延孙成了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长”，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安抚江东：孝建元年（454年），荆州刺史刘义宣与江州刺史臧质等人起兵反叛。这是孝武帝即位后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孝武帝最担心江东地区也跟着乱起来，立即派刘延孙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前去安抚。刘延孙不负众望，稳定了当地局势，为朝廷平叛创造了稳定的后方。

治理荆州：叛乱平定后，刘延孙被调回中央任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副宰相。但他这个副宰相还没坐热，就被派往荆州“分判枉直，行其诛赏”——说白了，就是去处理战后遗留问题，该罚的罚，该赏的赏。这种活最容易得罪人，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手腕，但刘延孙处理得妥帖得当，稳定了刚刚经历过叛乱的荆州地区。

这些经历充分证明，刘延孙不仅是合格的京官，也是出色的地方大员；既能处理中枢机要，也能安抚一方百姓。这种“全能型选手”在哪个时代都是稀缺人才。

场景三：破例的重用——史上最强“合族”操作

大明元年（457年），孝武帝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任命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镇守京口。

为什么这个任命如此特殊？原来，根据宋武帝刘裕的遗诏，京口这样的军事重镇，必须由宗室近亲镇守。而刘延孙与皇室虽然都出自彭城，但并不同宗，血缘关系早已疏远。

怎么办？孝武帝展现了他“灵活变通”的一面——下诏与刘延孙“合族”，让诸王与他叙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皇帝亲自操作，把刘延孙的家族户口本并入了皇族大家统！这份诏书堪称南朝人事任免的“神之一手”，既在形式上遵守了祖训（现在是一家人了），又达到了重用亲信的目的。

这一波操作，背后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孝武帝要通过重用外姓心腹，来压制和削弱那些尾大不掉的宗室诸王。刘延孙，就是这个战略的关键棋子。而他也不负所托，在京口任上“广施惠政”，深受百姓爱戴，证明了自己不仅是合格的政治家，也是出色的地方官。

场景四：平定叛乱——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刘诞在广陵反叛。这位刘诞是孝武帝的弟弟，曾经也是讨伐刘劭的功臣，此时却因受到猜忌而起兵。

刘延孙反应迅速，立即派中兵参军杜幼文率兵讨伐。更为关键的是，他将刘诞派来联络反叛的使者全部斩首，并将首级送至建康表明立场。这种关键时刻立场坚定、毫不含糊的态度，正是孝武帝最欣赏的。

随后，刘延孙派司马庾深之等人率军支援主将沈庆之，最终平定叛乱。因功进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南徐州刺史如故，达到人生事业的巅峰。

刘延孙虽然屡建军功，但他的功劳更多体现在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果断决策等方面，而非亲自上阵厮杀。这再次印证了他对自己的定位——一个运筹帷幄的管理者，而非冲锋陷阵的将领。

第三幕：为官处世——“佛系”权臣的自我修养

在普遍奢靡的南朝官场，刘延孙活成了一股清流。史书记载他“居身寡约，家素贫虚”，死后甚至“家无遗财”。

这不是作秀，而是他一贯的作风。想象一下：一位出将入相、位极人臣的高官，家里竟然没什么积蓄，这在“视金钱如粪土”（实际上是拼命捞钱）的南朝士大夫中简直不可思议。

就连孝武帝在他去世后，都特意下诏：“延孙廉素寡欲，内备甚薄。丧事所须，量加资给。”意思是刘延孙太清廉了，家里太穷，丧事费用朝廷要多出点。皇帝亲自认证的清廉，这含金量够高。

用今天的眼光看，刘延孙堪称 “佛系权臣”——不求财，不图利，只是认真做好分内事。在腐败成风的时代，这种品格尤为难得。而且，清廉也成了他最好的“护身符”，让政敌无从攻击，让皇帝更加信任。

第四幕：能臣身后事

纵观刘延孙的一生，他并非叱咤风云的战场名将，也不是开创新局的改革家，但他却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粘合剂。

在孝武帝压制宗室、加强皇权的政治策略中，刘延孙这样的外姓心腹成为重要棋子。而他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既有能力担当重任，又因非皇族出身而不会构成威胁。

大明六年（462年），刘延孙因病去世于建康，享年五十二岁。孝武帝深感痛惜，追赠其为司徒，给予班剑二十人的荣典，谥号“文穆”。

“文穆”这个谥号极为恰切：“文”代表经天纬地、道德博闻；“穆”代表布德执义、中情见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