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开始说起，追述婺源历代名人，接下来笔锋一转，讲起烧灰凿石者的可恶，以及惊扰龙脉给婺源带来的种种恶果，兼之回顾历任知县的政策，以及建议云云。

是文面面俱到，条理清楚，不失为一篇上等的说明文。

这些学生里有一位神人，可惜名字已不可考。他看了呈文改稿，觉得不够劲爆，无法触及新知县的心灵。你看，呈文里说什么龙脉被毁、文运中断，这跟金知县有关系吗？说什么闾井萧条、十室九空，人家关心吗？还提什么嘉靖四十三年之后，兵燹连连、灾劫绵绵，人家又不是婺源人，会怕这个？

这些刺激太弱了，要更强烈一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金知县发自内心地认为，保龙禁灰这事跟他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他才有动力去推行。

然后他提笔写下了一段话，夹入呈文之中。

这一段话，堪称震撼灵魂的奇文，姑录于下：

“嘉靖丙寅，遂致矿贼攻城焚劫之祸，谭之色变，怀白李侯失守去位。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哉？迄今县治火灾时起，民居靡宁。宾蒙张侯升任外谪；中云吴侯甫拜南垣，未满即世；石梁赵侯，终于右银台；二愚万侯，甫拜侍御，直谏蒙谪；省堂陈侯，半载丁艰；月樵朱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少冏卿；若谷徐侯，亦以艰去，至今尚居少参；念塘熊侯莅邑仅一岁而殒；凡同谭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大参；启宸金侯，西台三载未艾而逝；青严赵侯，以曹郎终；开三冯侯，候补户曹——何嘉靖甲子之前邑侯之晋华者踵接，而甲子遂为闲直也？”

这段话里有许多别称，即使直接翻译也不好理解。我把内容分成段，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嘉靖四十五年，矿贼攻破了县城，当时的知县李志学被贬谪到漳浦做典史。从此以后，因为龙脉被破坏的缘故，在婺源做知县的人，没一个仕途平顺的。不信我给您数一数啊。

接任李志学的知县，叫张东旸，升官没多久就被贬了。

次一任知县叫吴琯，病死于任上。

次一任叫赵崇善，最高只混到右银台——银台是通政司的别称，右银台即右通政，正四品。

再下一任知县叫万国钦，做到侍御，也就是监察御史，可惜因为直谏丢了官。

下一任叫陈宗愈，上任半年赶上亲人亡故，只能丁忧去职。

下一任叫朱一桂，也是家里死人，丁忧去职，至今也只混到少冏卿——冏卿是太仆寺卿的别称，少冏卿即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下一任叫徐良彦，同样丁忧去职，只混成了个少参。布政使下属有参政、参议，前者别称大参，后者少参，正四品。

下一任叫熊寅，到任一年病逝。

再下一任就是谭昌言，丁忧去职，如今只做到大参——从三品。

下一任金汝谐，去了西台当御史，三年就病逝了。西台是都察院的别称。

下一任赵昌期更惨，以曹郎终。曹郎是指六部之下的各司主官，赵曾担任南京兵部主事。

下一任冯开时，只在户曹混了一个候补主事。

这位不知名高人的思路着实刁钻，他一口气列出了婺源县前后十三任知县的履历，提炼出一条规律：“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历任婺源知县因为龙脉受损的事倒霉连连，官路坎坷，没一个过得好。新来的知县大人，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吧。

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员们陈说民间疾苦，未必能让他们感同身受，但一说这事有碍于仕途，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

其实仔细分析的话，这份倒霉名单根本名不副实。比如赵崇善、朱一桂、徐良彦三人官至正四品，谭昌言更做到从三品。虽说是闲职，但也不至于被说成仕途蹉跎。这若是蹉跎，那什么才算仕途顺利？当到皇帝吗？

那位高人为了论证十三位知县都倒霉的论调，只好硬说这几位还爬得不够高，职位不够重。这种先立论点，再扭曲论据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

真正要说时运不济，只有赵昌期一个。这位勤恳实干的官员，在万历四十六年去世，以南京兵部主事终。以他的才干和背景，只做到这个级别的官位，确实挺可惜的。可他对婺源的贡献最大，高人感念恩德，笔下留情，只说他“以曹郎终”，并没去刻意渲染。

这份呈文的震撼效果，真是立竿见影。金德义读完以后，对保龙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

金知县初来乍到，情形不熟，并没有采取赵昌期那一套有节奏的“内斗”之计，而是直接调集人手前往龙脉，谁凿岩烧灰抓谁。一时间鸡飞狗跳，不少灰户和囤户来不及躲避，纷纷被捕下狱。

县学的学生们一片欢欣鼓舞，觉得金知县真是赵侯再世。没想到，金德义的这个做法太过简单粗暴，反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逼得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冯开时在任那几年，四都居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彼此敌视了，养出了一套抱团的策略。这次金德义一下狠手，他们立刻分散开来，把灰窑往深山里挪，不再互相举报。官府的人过来问话，谁都不会开口。

在婺源山区那种地方，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实行什么政策当真是寸步难行。船槽岭烧灰游击队深谙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凿。敌驻我睡，敌疲我烧。”跟官府周旋起来。金德义的高压政策声势很大，可实际效果并没那么明显。

这一场官民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年初。所有人都以为春节之后官府会有所进展，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