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壮丁以及总耕种田亩数的概算报告。

有了这个东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便不存任何秘密了，透明可见。他可以随时看到一个地区的总数据，如果愿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户的情况。

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老朱对官僚一向不大放心，总怕有人从中舞弊徇私。他对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间隐瞒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于白干。

因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制约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动员了一大批军队系统的文书人员，分散到各地去审核抽查，术语叫作“驳查”。用圣旨里的话说就是：“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

这些大头兵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如果军队驳查出户帖数字与实情不符，哪一级出了问题，就要哪一级官员的脑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隐瞒，那就发配去充军。

第八步，军队驳查完毕，也提交一份报告给皇帝，和户部报告并读。大功告成。

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户帖到底什么样子？

让我们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户帖实物，看看都填写了什么吧。

从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侧，是朱元璋的大白话圣旨，占了将近一半的纸幅。在圣旨结尾还有一行字：“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堪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在宣读户主的权利和义务，提醒他有权收到一份户籍副本，上面还有一半官印可以验证真伪。

图四·4 户帖实物图（出自崇祯《嘉兴县志》）

圣旨之后进入正文：

一户，林荣一。

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计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事产：屋，一间一披；田，自巳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这是个典型的小自耕农家庭，一家五口，一间房子几亩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兴府下辖的某一个乡村里。

再往左边看，是两行字：“右户帖付民户林荣一收执，准此。洪武四年　月　日”。说明这份文件是户联，给户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边，有一排残字，只余左半边：“加字壹佰玖拾号”。这个是骑缝字号，另外一半字在籍联上面，已被扯去交官。万一起了纠纷，官府就会调来籍联和户联对比，骑缝字号能对齐，说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还有负责官员的花押，一共有六个。不过具体是哪些官员的手笔，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还能看到一个“部”字。另外一个字是“户”，留在了籍联上。具体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联卷起来，让“户”字和下一联的“部”字恰好平齐，盖上骑缝大印。如此操作，两联各留一半钤记，功能和字号一样，还兼具认证功能。

这样一来，官府和民众各执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它来管理，民众若碰到家产纠纷，也可以以此为证据，去调官府的原始记录，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伪造、篡改的情况。

这份户帖，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周详了。

不过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觉察到，这个户帖里有两个不太容易发现但事关政策成败的小问题。

大家不妨停在这里，想上五分钟，再继续读下去。

户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么？是征收赋税。而中国古代的赋税依据除了人丁之外，还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

税赋依据，不只要看田地多寡，还要看田地质量。

河边的田地和山坡上的盐碱地，即使面积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样，产出大不相同；麦田和桑田，即使面积相同，收税种类也要有区别。如果不加区别，只以面积来收税，小则造成纷扰，大则激起民变。

早在春秋时代，楚国令尹子木整顿田制时，就注意到要考虑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赋”。王安石变法时，有一项方田均税法，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税负各不相同，多占良田者多缴，少占贫田者少缴。

将田地分级，是土地管理实践中的重要一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税赋公平，减轻贫民负担。

可在刚才那份户帖里我们可以看到，林荣一家里那六亩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简单地登记成“自巳民田地”。这块土地种的什么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户帖里一概没写，甚至连所在位置和形状都没提。

这让朝廷以后怎么收税？

也许会有人指出：土地资料都是单独编成鱼鳞图册，你在户帖里当然看不到。

图四·5 《明万历九年歙县十五都八图丈量鱼鳞清册》（藏于徽州税文化博物馆）

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里面会将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标明，绘成图形。一片一片的地图状如鱼鳞，故而得名。它始见于宋代婺州，在元代开始流行于两浙经济发达地区，是国家厘定税赋的重要参考。

但问题是，朝廷开始大规模修造鱼鳞图册，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在洪武三年、洪武四年推广户帖的过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图。

这太奇怪了，元末的状况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赋无准”，说明户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经搞了全国人口大普查，为什么不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干吗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

其实，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务实稳重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