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名状的方式染了病，也许是通过一名在菲律宾染病的过境水手。从1835年开始，这种可怕的毁容病旋风般横扫过岛上的显赫家族，人们私下里都叫它“阿里义麦病”，即贵族病。随着华人也来到了岛上，这种恶疾开始蔓延至平民阶层，因此人们又给它起了个新名字：伯爷麦病。沿用至今。客家人和原住民的故乡鲜有麻风病的先例，在华人中也向来不是什么常见病，然而这个倒霉的名字就叫开了，而且再也没有换过名字。在1870年，如果哪个华人得了麻风病给逮住了，那么对他采取的措施往往比对其他人更加严厉。由于报酬更丰厚，所以密探们在华人中干得也更起劲儿。

那年月，本可清清白白做人的也忍不住端详敌人的脸，如果他看出一个麻子、一个脓包或一块湿疹，他便去揭发检举，那人便会被追踪、逮捕，直至关进铁笼。不可以申诉，看不到一丝希望，也从未有人逃脱。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那在劫难逃的人只有一次机会能享受到些微的尊严：要是哪个没染病的女人，在完全明白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自愿陪同他去麻风岛，倒是可以遂她的心愿，虽然他仍然必死无疑，可毕竟能得到稍许宽慰。这些站出来与麻风病人患难与共的圣人被称作柯苦艾，即帮助者。那大多是夏威夷女人，为了帮助他人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有时她们自己也不幸身染重疴，便在流亡中死去。因此，在那些令人胆寒的日子里，“柯苦艾”这个词便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含义。在夏威夷，人们说起某个女人“生前是个柯苦艾呢”，便有为她祈福的意味，这是夏威夷独有的祝福。

九月中旬的某天，此时玉珍已经怀上了第五个孩子，她清楚看出满基的病已无可挽回，那个江湖郎中的草药根本没用。有天晚饭后，她把孩子们打发走，自己跪在丈夫面前，把一个多月前下定的决心讲给他听：“五洲他爹，我愿意当你的柯苦艾。”

满基有好几分钟没有言语，也没有看面前跪着的女人，而是慢慢拿起一根玉珍的缝衣针，仔细扎左手的每一个手指头。他这样试验了两次，然后说：“感觉不出疼。”

“咱们要不要躲到山里去？”她问道。

“到现在还没人发现我，”满基答道，“可能下个礼拜草药就起作用了。”

“五洲他爹，”玉珍说，“那郎中是个骗子。”

他把手捂在玉珍嘴上说：“咱们再试一次。”

“咱们几乎没有钱了，”玉珍恳求道，“得给孩子们攒着。”

“求求你，”他悄声说，“我保证草药这次会有效。”

玉珍拿出家里最后几张珍贵的毛票和雷亚尔，顶着九月炎热的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