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卡钦斯基。假如一年之中，只能在那么一个地方，而且只有在那么一个小时可以找到一点吃的东西，那么就在那一个小时之内，仿佛鬼使神差似的，他会戴上帽子，走出去，径直奔向那个地方，好像拿着指南针一般，把那点东西找到手。

他样样东西都找得到——如果是冷天，他就能弄到一个小炉子和一些劈柴、干草和麦秸、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可是首先会是吃的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人家还以为他是用魔法从空气中变出来的呢。他的辉煌杰作是四盒龙虾。不过，我们宁可要一块牛排。

我们安顿在营房前面晒到太阳的一边。有一股焦油、夏天和汗水涔涔的脚的气味。

卡钦斯基坐在我旁边，因为他很想谈话。今天中午，我们一直在练习敬礼，因为加登一时疏忽，没有向一位少校行礼。卡钦斯基头脑里总是甩不开这件事。他说：“你记住我说的，这次战争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了。”

克罗普高视阔步地走过来，他两脚光着，裤脚高高卷起。他把刚洗好的袜子摊在草地上晾着。卡钦斯基抬头望天，放了一个响屁，若有所思地说：“豆子不大，也要出声。”

两个人开始争论起来了。这时候，他们又拿一瓶啤酒来打赌，看正在我们头顶上进行的空战谁胜谁负。

卡钦斯基完全不肯让步，他作为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把这种意见用顺口溜表达了出来：“让他们吃一样的食物，拿一样的军饷，战争保准立刻结束。”

正相反，克罗普却是一个思想家。他建议，宣战应当是一种民间的节日，卖门票，组织乐队，仿佛斗牛一般。然后在竞技场上，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穿着游泳裤，拿着棍棒，不妨让他们自己先决斗。到最后谁没有死，他的国家就算胜利。这种做法要比现在的安排更加简单，更加公道，现在是让不应该打仗的人去打仗了。

这个话题结束了。于是，谈话逐渐转到兵营操练上去了。

一幅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营房庭院里一个火辣辣的正午。暑热笼罩在广场的上空。营房里阒无一人。样样东西都沉睡了过去。能听到的只是鼓手在那里练习，他们在什么地方一安顿，就呆笨、单调、乏味地练习起来。好一支谐和的和弦！正午的炙热、营房广场以及鼓手的敲打！

营房的窗子空荡荡、黑漆漆的。有几个窗口还晾着帆布裤子。人们渴慕地望着它们。屋子里很阴凉。

啊，黑暗发霉的士兵寝室，里面有铁床架、方格花纹床单、柜子和矮凳！连你们居然也能成为被渴望的目标。在前线这里，你们甚至还有家的那种传奇似的余晖，你们的一间间屋子弥漫着陈腐的食物、睡眠、烟雾和衣服的气味！

卡钦斯基用斑斓的色彩把这一切描绘了出来。只要能够回到那里，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给予啊！比这个更远，我们的思想就不敢再追索下去了……

那些清晨训导——“98式步枪分成几个部分？”那些下午的体能训练课——“钢琴手出列。右转弯跑步走。到伙房报到，削马铃薯皮去。”

我们陶醉于对往事的追怀之中。克罗普突然笑了起来，说道：“在勒讷[3]换车。”

这是我们那位下士最喜欢的游戏。勒讷是一个铁路中转车站。生怕我们的弟兄休假回去的时候在那里迷路，希默尔施托斯常常叫我们在营房寝室里练习换车。我们必须了解，在勒讷车站，要到支线去，一定得穿过一条地道。我们的床当作地道，每个人都应在自己床位的左边立正。然后命令下来了：“在勒讷换车！”于是像闪电一样，人人从床底下爬到对面去。这个玩意儿，我们要练习几个小时。

这个时候，德国飞机已经被打下来了。它像彗星一般，拖着一长条浓烟倒栽下去。克罗普打赌的那一瓶啤酒输掉了，他心情恶劣地把钱掏了出来。

“希默尔施托斯当邮递员的时候，肯定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等克罗普的失望情绪消退以后，我才说道，“为什么他一当了下士，就会变成这样一个虐待人的恶棍了呢？”

这个问题使克罗普又活跃起来。“这倒不只是希默尔施托斯一个，那样的人还多的是。他们一旦肩上缝上了一个显示军阶的纹饰，或者佩上了一把军刀，就变成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了，好像吞下了混凝土似的。”

“是由于军服的关系。”我揣测道。

“大体上说，是对的，”卡钦斯基说，他准备长篇大论了，“可是根本原因并不在这里。譬如说，假使你训练一只狗吃马铃薯，后来你又拿一块肉放在它面前，它还是会把肉抢来吃的，这是它的天性。假使你给一个人一点点权威，他也会和希默尔施托斯一样，就像狗吃肉一回事。事情完全一个样。因为人在本质上首先也是一头野兽，不过也许正像涂着黄油的面包，他把自己文饰得道貌岸然一点罢了。军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一个人总得要有管理别人的权力。糟就糟在每个人的权力实在太大了。一个士官可以折磨一个小兵，一个中尉可以折磨一个士官，一个上尉又可以折磨一个中尉，一直把他折磨到发疯为止。而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这样干，大家不久也便或多或少地养成了这样干的习惯。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吧：我们正从练兵场列队回来，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可又下来了命令：唱歌。好吧，我们便没精打采地唱着，因为大家还要扛着步枪步履艰难地前进。可是一下子又要连队向后转，再来操练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