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来了一副担架。

卡钦斯基摇了摇头。“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样一个年轻的、天真的小伙子——”

我们的损失，要比我们所预料的来得少：死了五个，伤了八个。这其实只是一次短促的炮击。其中两个死的，躺在被炮火翻开的墓穴里，我们只消填些泥土把他们盖起来就行了。

我们往回走。大家排成单行，一个跟着一个，我们安静地慢步走着。那些受伤的被送到了医疗站。这天早晨是个阴天，那些抬担架的都在看号牌，查名卡，搞得手忙脚乱，而受伤的人则在呜呜咽咽地抽泣。天开始下雨了。

一小时以后，我们赶到了汽车那里，一个个爬了上去。汽车里的地方，现在要比来的时候宽敞多了。

雨下大了。我们把帐篷布拿出来，遮在头顶上。雨水哗啦啦地往下倾倒，汇成一股股水流，从两边急泻下来。运输汽车颠簸摇晃着驶过地上的坑坑洼洼，我们就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忽前忽后地摇摆着。

车厢前座，有两个人拿着长长的叉状木杆。他们注意着横着穿过道路的电话线，这些电话线架设得很低，我们的脑袋很容易被它们钩住。那两个人及时地把电线用木杆叉起来，让它们打我们头顶上挑过去。我们听他们喊道：“当心——电线。”便在半睡中把膝盖弯了一弯，随后又直立起来。

汽车单调地摇晃着，叫喊声单调地传过来，雨单调地下着。它落在我们的头上，也落在阵亡者的头上，落在幼小的新兵的身上，这个人负的伤，就他的屁股来说未免太大了，它也落在克默里希的坟地上，落在我们的心坎上。

一阵爆炸响声从什么地方发出来了。我们一阵哆嗦，眼睛都紧张起来，两只手做好准备，随时可以翻过汽车的挡板，跳到路边的沟里去。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有那单调的叫喊声：“当心——电线！”我们的膝盖蜷曲着——我们又进入了半睡眠状态。

5

一个人身上有几百只虱子的时候，把它们一个一个掐死，是件麻烦的事。这些小动物长得硬邦邦，一个接一个地用手指甲去掐死它们，没多一会儿就会令人疲倦。因此加登拿一管鞋油的盖子用一根铁丝吊起来，下面放一段点着的蜡烛。只要把虱子往这个小小的“平底锅”里一扔——劈啪一响，它们就完蛋了。

我们围成一个圆圈坐着，把衬衫放在膝盖上，让上身袒露在暖和的空气里，双手在工作着。海伊身上有一种品种特别优异的虱子：它们头上都有一个红十字。他以为这是他从托尔豪特[5]的医院带回来的，它们在那里专门伺候外科主任一个人。他说他还打算利用这点在鞋油盒盖里慢慢地积聚起来的虱子油来擦他的长筒靴，他对自己的这个笑话，足足大笑了半个小时。

可是他今天没有取得我们积极的反应，因为我们大家都太忙于另一件事了。

流言已经成为事实。希默尔施托斯果然到这里来了。他是昨天出现的，我们早已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嗓音。据说他在家乡的练兵场上对几个年轻的新兵折磨得太厉害了。他不知道有个当地治安官的儿子也在那里。这样一来，他就倒了霉了。

在这里一定会有许多事情使他惊奇的。加登已经捉摸了好几个小时，考虑着该跟他说些什么话。海伊若有所思地瞅着他的大“爪”，还向我使了个眼色。那次殴打，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高潮，他告诉我，他还常常梦见那件事呢。

克罗普和缪勒正在自得其乐地聊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能是从工兵炊事房里，克罗普搞来了满满一饭盒的扁豆。缪勒垂涎欲滴地朝那点东西斜觑了一眼，可是他克制了自己，问道：“克罗普，假如现在又突然出现了和平，你打算干些什么？”

“和平是不会出现了！”他直截了当地说。

“哦，可是万一——”缪勒坚持着说，“那你打算干些什么呢？”

“离开这种生活！”克罗普抱怨说。

“这很清楚。那么，以后又怎么样呢？”

“喝他一个酩酊大醉。”克罗普说。

“别胡说八道，我这话是很严肃的……”

“我也是啊，”克罗普说，“除此以外，一个人还能干些什么呢？”

卡钦斯基对这个问题倒产生兴趣来了。他“征收”了些克罗普的扁豆，吃下了几颗，随后考虑了一阵，说：“你不妨先喝个大醉，当然，可是过后你就得搭乘下一班火车回到家里去。老兄，和平了嘛，克罗普……”

他在油布信夹里找到一张照片，突然，他把它拿出来递给大家传看。“我的老婆！”随后他把它放回去，骂道：“该死的卑鄙的战争……”

“你讲得很好，”我说，“你有孩子和老婆。”

“一点不错，”他点点头，“而我还得设法让他们有东西吃。”

我们都笑了。“这个，他们是不会少的，卡钦斯基，你总能搞到的。”

缪勒对这些回答还不满意，所以不肯罢休。他把海伊·韦斯特许斯从睡梦中喊醒。“海伊，假如现在出现了和平，你打算干些什么？”

“对准你的屁股踢一脚，因为你这样说，”我说，“和平其实怎么会到来呢？”

“那么牛屎怎么会到屋顶上来的？”缪勒简单明了地反驳道，又朝海伊·韦斯特许斯转过身去。这可超出海伊的理解能力了，他摇了摇那个长着雀斑脸的脑袋：“你的意思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吗？”

“一点不错。这你说对了。”

“到那时，当然会有女人啦，不是吗？”海伊舔了舔嘴唇。

“正是啊。”

“哎呀呀，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