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我，看见卡钦斯基把一柄汤匙拿出来又放进去。我爱他，爱他的肩膀，爱他那有棱角又略有点伛偻的形体，同时，我还看见他后面的树林和星星，一个清晰的嗓音说着一些使我感到宁静的话，我，一个士兵，穿着很大的长筒靴，束着腰带，挎着背包，顺着铺展在面前的、被高高的天空笼罩着的道路走着，很快就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也很少有什么悲愁，只顾在寥廓的夜空下继续走下去。

一个小小的士兵和一个清晰的嗓音，如果有人去抚摸他，他也许是不会理解的，这个士兵穿着很大的长筒靴，怀着一颗麻木的心，向前行进着，就因为他穿着长筒靴，而且除了向前行进，他什么都忘记了。在那天边，不是有个地方盛开着鲜花，而且那么宁静，叫这个士兵直想流泪吗？那里不是有些迷人的景象，他并没有忘记，可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却已经消逝了吗？他的二十个夏天，不是还留在那里吗？

我的脸是不是湿了，我到底是在哪儿？卡钦斯基站在我面前，他那魁伟而伛偻的身影像在故乡一般亲切地覆盖在我的身上。他轻轻地说着话，他微微一笑，走回炉火那里。

这时他说：“烤好了。”

“好的，卡钦斯基。”

我振作了一下。小屋中央，那只褐色的鹅在闪闪发光。我们掏出自己那可以折叠起来的叉子和小刀，各人割下了一条鹅腿。我们还有部队里发的面包，便拿来浸在汤汁里。我们慢慢地吃着，津津有味的。

“味道怎么样，卡钦斯基？”

“好！你说呢？”

“好，卡钦斯基。”

我们是弟兄，各人挑那最肥美的部分递给对方吃。后来，我抽了根纸烟，卡钦斯基抽了支雪茄。鹅肉还剩下不少呢。

“你说怎么样，卡钦斯基，我们带点回去给克罗普和加登？”

“行啊。”他说。我们切下了一块，用报纸包好。其余的，我们想拿到营房里去。卡钦斯基笑了起来，只说了一声：“加登。”

我同意他的话，我们应当把所有的东西随身带走。因此我们就朝鸡棚走去，唤醒他们。不过，我们首先得把鹅毛收拾好。

克罗普和加登把我们当成魔术师。随后，他们的牙齿就忙起来了。加登双手捧着一只翅膀咬在嘴里，如同吹奏口琴一般地啃着。他还从锅子里喝着汤汁，咂着嘴唇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好处！”

我们走回自己的营房。头顶上还是那片高远的天空，星光点点，拂晓将临，而我就在那下面走过去，一个士兵穿着很大的长筒靴，腆着吃饱的肚子，一个小小的士兵，在清晨——可是，就在我旁边，却走着那个有点伛偻的、不太灵活的卡钦斯基，我的战友。

拂晓时分，营房的轮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仿佛是做了一个黑沉沉的甜蜜的梦。

6

谣传敌方就要发动进攻了。我们开往前线，比往常早了两天。路上经过一所被炮弹轰击过的学校。沿着那比较长的一边，堆叠着两层高高的东西，那都是崭新的没有抛光过的浅色棺材。它们还发出一股树脂、松木和森林的气味。至少有一百具。

“这是为这次进攻做的很好的准备。”缪勒惊奇地说。

“都是为咱们准备的。”德特林牢骚满腹地说道。

“别胡说。”卡钦斯基呵斥他。

“如果你居然还能弄到这么一具棺材，那可值得庆幸了，”加登龇牙咧嘴地笑着，“他们还不是把你的这副臭皮囊用一张帐篷布包起来，就算完事了！”

别的人也在开玩笑，一种不愉快的玩笑，可是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棺材确实是为我们准备的。像这一类事情倒干得很出色。

前面，到处都在沸腾着。第一个晚上，我们试着搞清楚自己的方位。四下里相当沉静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在敌人的火线后面，运输车辆不断地滚动着，一直持续到黎明。卡钦斯基说，它们不是在开回去，而是在往这里运送部队——部队、军火和大炮。

英国的炮兵部队，力量有所增强，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侦察出来了。农场右面，至少增加了四个中队的20.5厘米口径的大炮，白杨树后面，又部署了迫击炮。除此以外，还运来了一些法国造的装有瞬发引信的杀人机器。

我们的士气都很低沉。在掩蔽壕待了两小时以后，我们自己的炮弹开始落到战壕里来了。在四星期之内，这已经是第三次。如果这仅仅由于瞄准上的错误，那么谁也不会说什么，可事实上却是由于炮筒坏了。打出去的炮弹往往毫无准确可言，竟会落在自己的阵地上。今天晚上，这里已经有两个人就被这种炮弹误伤了。

前线是一个笼子，我们不得不在里面担惊受怕地等待着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躺在那沿着弧形飞过去的炮弹交织的网络底下，生活在茫然难知的悬念之中。偶然性在我们的头顶上徘徊。要是有一颗炮弹打过来，可以低下身子去闪避，可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至于这颗炮弹会落在什么地方，既没法知道，也不可能决定。

正是这种偶然性，使我们都有点毫不在乎了。几个月前，我正坐在一个掩蔽壕里玩牌。不一会儿，我站起身来，走到另一个掩蔽壕去看望一个朋友。等我回来的时候，原来那个掩蔽壕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被一颗直接命中的炮弹炸得粉碎。我又回到那第二个掩蔽壕，正好赶上帮助他们把坍塌的壕堑挖掘出来。在我一来一回的那段时间里，这个地方也全被掩埋了。

我被炸死，或者我仍然活着，这两者同样都出于偶然。在一个防弹的掩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