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夫斯基还忧心忡忡地躺在床上呢。如果这件事情他也非得放弃不可的话，那么活着对他来说就再也没有什么乐趣了。我们安慰他，并且答应他会设法成全他的这件好事。

第二天下午，他的妻子来了，那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有着一双怯生生、圆溜溜的鸟一样的眼睛，披着一件有褶边和饰带的黑斗篷，天知道这件东西她是从哪里继承得来的。

她轻声地喃喃自语着什么，腼腆地立定在门口。这可叫她吓住了，我们有六个男人在场。

“怎么啦，玛雅，”莱万多夫斯基说道，冒着险转动他的喉核咽了一口唾沫，“你尽管进来，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她走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然后她放下抱着的小孩，这时候那小孩在尿布里已经搞了些名堂了。她从一只绣着细珠的大手提包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给孩子换上，让他清洁利落一点。这就使她消除了最初的困窘，两个人于是开始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十分烦躁不安，他不时斜着那凸出的圆眼睛，非常凄惨地朝我们瞟视一下。

时机很有利，医生已经查过病房，最多不过有一位护士会进来看望一下。为此，我们中就有一个人走出去侦察了一番。他回到房里，点了点头。“连个人影也没看见。现在是你的机会了，约翰，就干吧。”

两个人悄声地谈着话。那女的脸蛋有点红了，看样子颇有几分尴尬。我们好意地傻笑着，还做了个别去管他的手势，表示那又有什么关系啊！让这种种偏见见鬼去吧，那是为另一个时代准备的，这里躺着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枪弹打成残疾的士兵，那里是他的妻子，谁知道什么时候他能够再跟她见面呢？他既然需要亲亲她，而且他也应当亲亲她，那就好啦。

我们有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抢在护士前面，万一她们碰巧要进来，就设法缠住她们。两个人同意去把守，大约一刻钟左右。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着身子躺着，因此我们就有一个人拿了两三个枕头去垫在他的背后，克罗普把那小孩抱好，随后我们大家都把身子稍微转过一点，那件黑斗篷便钻进被窝去，消失不见了。于是我们便叽叽喳喳地大声谈笑，还闹闹嚷嚷地玩牌。

一切都很顺利。我拿到了一手梅花，还有四张杰克，一圈差不多已经兜过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把莱万多夫斯基给忘了。过了一会儿，那小孩开始哭喊起来，尽管艾伯特拼命地这边那边地摇晃他。稍微有点吱吱嘎嘎和窸窸窣窣的响声，我们抬头一望，便看见那小孩嘴里含着一个奶瓶，原来他又回到母亲怀里去了。那件事已经干完啦。

我们自己现在都感觉到大家像是一个大家庭似的，那女人精神相当焕发，而莱万多夫斯基则是汗涔涔、乐滋滋地躺在那里。

他打开那只绣花的手提包，有几条很好的香肠露了出来，莱万多夫斯基仿佛挥舞花束一样抓起一柄小刀，把那点肉切成了碎片。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指指我们——于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便挨个走过来，朝我们一个个微笑，还一个个分给我们香肠，这会儿她看起来简直很漂亮呢。我们都管她叫妈妈，她很高兴，还为我们拍打拍打枕头。

几星期之后，我每天早晨得上山德尔学院[27]去。在那里，我的一条腿被紧紧勒住，要把它弄得能够活动。一条胳膊老早已经治好了。

从前线又开到了一批运输车队。绷带都不再用布料制造，而是用白色的皱纸来做。纱布绷带在前线可太缺少了。

艾伯特的断腿恢复得很好。伤口差不多已经愈合了。过几个星期，他就要到人工补装肢体的部门去。他仍然很少说话，而且比以前更加严肃了。说话的时候，他往往忽然中断，呆呆地直瞪着前面。要不是跟我们一起住在这里，他这条命早就结束了。可是现在，他最坏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我们玩牌时，他也常常来看看了。

我得到了几天休假。

我母亲不让我离开。她身体那么虚弱。跟上次相比，要坏得多了。

后来，我又被调到团里去，重新开上火线。

跟我的朋友艾伯特·克罗普分别，心里好生难受。可是一个人在军队里，这样的时刻也习以为常了。

11

我们不再计算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来的时候是冬天，那时候炮弹爆炸起来，冰冻的土块差不多跟弹片一样的危险。而现在，树木又绿了。我们的生活，就在前线和营房之间更迭变换。对这种生活，我们几乎都已经习惯了，战争是死亡的原因，正如癌症和结核病，又如流行性感冒和痢疾一样。不过死亡的情况发生得更加频繁，更加多样，更加残酷罢了。

我们的思想是块泥土，随着时日的变迁，它被揉捏成不同的形状——我们休息的时候，那是好的，而一上火线，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都是一片片弹坑。

大家感到以前的东西都不适用了，而且对这些东西也真的不明白了。人人都是这样，不单是我们防地的人。修养和教育上的差别几乎都已经被抹掉，再也辨认不出来了。有时，这些差别也给你一点好处，使你可以充分利用某种环境，可是同时又带来一种害处，它们会引起拘束的心理，而这又正是必须加以克服的。这好比，从前我们是各地自己铸造的硬币，人们把它们熔化了，于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同样的模式。要重新找出以前的差别，那就得检验金属本身了。首先，我们是士兵，而后，在一种古怪而腼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