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每天早晨，因为想不通案子而心情不好，他都会莫名其妙地对书记员和秘书发火。

“太折磨人了，”麦卡洛太太对理查德森太太说，两人像往常一样坐在麦卡洛家里喝咖啡，讨论案情，“他还想要什么证据？为什么作决定会变得如此之难？”桌上的婴儿监视器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她调大了一点儿音量，两个女人都没说话，厨房里只有监视器中传来的米拉贝尔熟睡时的呼吸声。

“你还能想到什么可以告诉法官的？”理查德森太太问，“能更有助于他断案的。”她身体前倾，“你和比尔还有没有新的证据可以提出来？有利于你们获得监护权的理由？或者——”她犹豫了一下，“能够证明贝比不适合照顾孩子的事实？什么都行。”

麦卡洛太太咬着指甲，这是她从小的习惯，一紧张就会咬指甲，理查德森太太注意到，她最近经常咬指甲。“嗯……”麦卡洛太太欲言又止，“大概是没有了。”

“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琳达，”理查德森太太轻声说，“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

“只是一个怀疑，我没有任何证据。”麦卡洛太太叹了口气，“大约三个月前，贝比来接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似乎——更丰满了，脸越来越圆，而且——她的胸……也更圆了。社工告诉了我一些奇怪的事情。她说，有一次，贝比和孩子见面时突然跑进了厕所，当时他们在图书馆，贝比突然把孩子交给社工，一下子跑走了，社工说她听到贝比呕吐的声音。”麦卡洛太太抬头看着理查德森太太，“我怀疑她可能怀孕了，她显得非常疲惫。我们试着要孩子的那些年，我的朋友们怀孕时都会或多或少变成这样——没等她们告诉我，我就能看出她们怀孕了，比如说你每次怀孕的时候，还记得吗，埃琳娜？”

“没错，”理查德森太太说，“每一次你都看出来了，我还没说一个字呢。”

“然后，大约一个月前，她突然恢复正常了，她的脸又瘦下来，变回细长的脸形。”麦卡洛太太深吸一口气，“我猜，她可能又把孩子打掉了。”

“堕胎，”理查德森太太靠在椅背上，“这可是个很严重的控诉。”

“我可不是控诉她，”麦卡洛太太说，“我没有证据，只是怀疑，你不是说‘什么都行’吗？”她呷了一口已经变凉的咖啡，“如果她确实不久前打过胎，案子的走向会有所改变吗？”

“有可能，”理查德森太太若有所思，“打胎并不意味着她就是个坏母亲，这是自然。但如果把消息公布出去，会引发公众对她的谴责，人们不喜欢听到堕胎的事，而且还是在要回自己曾经抛弃的孩子的监护权期间堕胎。”她的手指敲打着桌面，“至少，这说明她对再次怀孕这件事根本不重视，”她握住麦卡洛太太的手，“我会调查的，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假如确有其事，我们可以告诉法官。”

“埃琳娜，”麦卡洛叹了口气，“你总是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先不要告诉比尔或者马克。”理查德森太太说，拿起她的包，“相信我，我会处理好一切的。”

其实贝比不曾怀孕。聆讯召开前，贝比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一位记者有天在餐馆外面拦住了她，举着话筒，要她回答那些她早已回答过无数遍的问题，最后还是餐馆的老板出来帮她解了围。为了减压，贝比吃了许多垃圾食品：奥利奥、炸薯条、炸猪皮，短短一个月胖了十五磅。为了弥补参加聆讯损失的工作时间，她每天都在餐馆加班，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早晨九点又回来上班。终于，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的她不慎食物中毒——吃掉了冰箱里一盒变质的剩菜，所以那天会在图书馆的厕所里呕吐，被社工看到。此后，她好些天都吃不下东西，肠胃功能恢复后，聆讯即将召开，她又紧张得不想吃饭，等聆讯开始时，她的体重已经减轻了二十五磅。

然而理查德森太太并不知道这些，她只能想方设法寻找贝比怀孕又堕胎的证据，帮助麦卡洛太太获得监护权。第二天早晨，她拿出名片盒，翻到M一栏，找出伊丽莎白·曼维尔的名片。

她和伊丽莎白·曼维尔是大学一年级时的室友，虽然后来她们不在一个宿舍了，但始终保持着联系。后来，伊丽莎白搬到克利夫兰，成为市立医院（就在西克尔高地西面，是东区唯一的一所医院）的负责人。理查德森太太想到，市立医院正是提供堕胎服务的地方。

理查德森太太想向伊丽莎白询问的是一件她觉得“微不足道”的小事：能否查阅一下诊疗记录，看看近期来打胎的病人名单上有没有贝比·周的名字？“就悄悄地查一下。”理查德森太太在电话中恳求朋友，她心虚地瞥了一眼办公室门，确认它是关紧了的。

“埃琳娜，”伊丽莎白·曼维尔说，她也关上了自己办公室的门，“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做。”

“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人会知道。”

“病人信息是保密的，你知道假如事情暴露，医院要承担多少罚款吗？更不用说舆论的道德谴责了。”

伊丽莎白·曼维尔是理查德森太太多年的朋友，而且欠她很大的人情，虽然她本人并不愿意提起这件事。进入丹尼森大学读书时，她是个极为羞涩的女孩，来自代顿，因为高中时代经常被同学欺负取笑，所以非常担心大学同学也会这样对待她——十八岁的伊丽莎白很容易成为众人的嘲笑对象：戴着书呆子式样的大眼镜，额头布满痤疮，肥大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