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纷纷纭纭，莫衷一是。而且有些方法听着好听，跟本没法实用，这时候，就迫切需要一套清晰可行的标准。

这个现实困境，恰恰像导火索一样，成为魏晋玄学思索和讨论的基础点。

好比，我们要寻找一个大力士，大家首先能想到的是——块头大的，多半就是大力士。那么我们就有寻找标准了：寻找块头大的人，不会太错。

一般人就止步于此，评鉴人才到这一步也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还有一些爱思考的人，就会追问：为什么块头大就力气大呢？大块头是怎么产生的呢？

对应到现实，就是追问：有的人是人才，有的人是蠢才，这是为啥呢？“才能”，又是谁赋予的呢？

这一追问，就把一个现实的才能评价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了。

清谈的方式、独立人格的出现、经学的变革，以及品评人才的困境，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

玄学讨论的五个话题

由于思考“人才品评”的问题，进一步追问到哲学层面——才能是谁赋予的，又是怎么产生、怎么赋予的？

这问题不好回答，不好答也要答，于是就有人就把答案对准了谁也说不清楚的“天”，认为是“天”赋予了某些人“才能”，是“天”在促使这些人发挥才干。

可以发现，这一步追问，其实问到了根子上，并涉及古人一直关心的大问题——“天人关系”。

天人之间到底有何联系？又是如何联系呢？

这个命题非常古老。

从社会层面而言，“天人关系”解决好了，就找到了皇权合法、合理的依据，进而找到了能让社会正常运作的妙计良方。

比如，董仲舒就给出一个不错的答案。董仲舒说的是“天人感应”——天和人是互相感应的，比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人是天的缩影，天是人的本体。皇帝是天的使者，是人间的代表，其行为举止会受到“天”直接的关注，所以老百姓应该听“天”的——也就得听皇帝的。并且，天有警示作用，也会和凡人互动。天子行正道，天就用风调雨顺来“嘉奖”；天子作恶，天就显示灾害来“警示”。

简单说，董仲舒的观点是天人互相感应，并且天为本，人为末；人是天的分身，天是人的总根。

董仲舒的学说，非常适合稳定强盛、大一统的西汉政权，所以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董仲舒的思想占领了汉朝思想界三四百年。不过到了汉末，这套学说走到了尽头，不能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了，那么就需要重新探寻天人关系。

于是，围绕“天人关系”，玄学的几个基本命题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