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的补偿：他的继母伊娃。她是个矮小的罗马尼亚移民，长得很普通，一头棕色的鬈发，有着超人的精力。她身上像光一样的热情温暖了这个本来显得抑郁的家。当她新嫁的丈夫沉默不语时，她会滔滔不绝，晚上她给孩子们唱歌。她柔和的声音、传授的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抚平了莫里受伤的心灵。他弟弟戴着护套从诊所回来后，他俩同睡在厨房的一张折叠床上，伊娃会来吻他们道晚安。莫里每天像小狗等奶吃那样翘首等待着她的吻，他内心深处感到又有了母亲。

然而，他们仍没有逃离贫穷。他们现在住到了布朗克斯区，那是特里蒙德街上一幢红砖楼房里的一套单间，紧靠着一个意大利露天啤酒店，夏天的晚上那儿常有老人玩室外地滚球。由于经济的萧条，莫里的父亲在皮毛业更难找到工作。有时，当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时，伊娃拿来的仅仅是面包。

“还有什么？”大卫会问。

“什么也没有了，”她说。

她在替莫里兄弟俩盖被子时，会用意第绪语唱歌给他们听，尽管都是悲伤的歌。其中有一首唱的是一个卖香烟的女孩：

请买我的烟。

干燥的烟没有被雨淋，

谁能同情我，谁能可怜我。

即使处在这样的境遇，莫里还是学会了去爱，去关心，去学习。伊娃要求他在学校成绩优秀，她把受教育视作脱离贫困的唯一解药。她自己也在上夜校提高英语水平。莫里在她的怀抱里养成了对学习的热爱。

晚上，他在厨房餐桌上的那盏台灯下学习，早上，他去犹太教堂为母亲求主眷念——为死者作祷告。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父亲从不让他提起死去的母亲。查理希望幼小的大卫把伊娃当作亲生的母亲。

这对莫里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许多年里，母亲留给莫里的唯一信物就是那封宣告她死亡的电报。他收到电报的当天就把它藏了起来。

他将把它珍藏一生。

莫里十几岁时，他父亲把他带到了他工作的一家皮毛厂。那还是在大萧条时期，父亲想让莫里找一份工作。

他一走进工厂，那厂房的围墙就让他感到窒息。厂房既黑又热，窗户上布满了垃圾，齐放在一起的机器发出犹如滚滚车轮的轰鸣声。毛絮到处飞扬，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工人们佝偻着身子用针缝制着毛皮，老板在过道里巡视吆喝，不断催促他们干快些。莫里站在父亲的身边，害怕得要命，希望老板别对他也大喊大叫。

午饭休息时，父亲把莫里带到了老板那儿，将他往前一推，问是否有活可以给他儿子干。可成年人的工作都没法保证，没人愿意放弃手里的饭碗。

对莫里来说这是个福音。他恨那个地方。他又起了一个誓，这誓言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永远不会去从事剥削他人的工作，他不允许自己去赚别人的血汗钱。

“你将来准备做什么？”伊娃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他把学法律排除在外，因为他不喜欢律师；他把学医也排除在外，因为他怕见到血。

“你准备做什么？”

我这位最优秀的教授由于他的缺陷而当了一名教师。

*

“教师追求的是永恒；他的影响也将永无止境。”

——亨利·亚当斯[9]

第四个星期二

——谈论死亡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莫里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可没人愿意相信这一事实。”

这个星期二，莫里完全处于工作的精神状态。讨论的课题是死亡，是我目录上的第一项内容。在我到来之前，莫里在小纸条上已经作了一些笔记，以备遗忘。他颤抖的字体现在除他自己外谁都看不懂。快要到劳工节[10]了，通过书房的窗口，我可以看见后院里深绿色的树篱，听见孩子们在街上的嬉闹声，这是他们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假日。

底特律那边，报业的罢工者正准备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节日游行，向资方显示工会的团结。在飞机上，我读到一则报道：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了正在熟睡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声称她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坏人”的影响。在加州，O·J·辛普森案子中的律师们正成为新闻热点。

在莫里的书房里，宝贵的生命仍在一天天流逝。此刻我们坐在一起，面前放着一件新增添的设备：一台制氧机。机器不大，只到膝盖的高度，是便携式的。有些晚上，当他呼吸感到困难时，他就把长长的塑料管插进自己的鼻子，像是鼻孔被抽血的器械夹住了一样。我讨厌把莫里和任何器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莫里说话时，我尽量不去看那玩艺。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莫里重复道，“可没人愿意相信。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事实的话，我们就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就会用戏谑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我说。

“是的，但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意识到自己会死，并时刻作好准备。这样做会更有帮助。你活着的时候就会更珍惜生活。”

怎么能够去准备死呢？

“像佛教徒那样。每天，放一只小鸟在你的肩膀上问，‘是今天吗？我准备好了吗？能生而无悔，死而无憾了？’”

他转过头去，似乎肩膀上这会就停着一只小鸟。

“今天是我的大限吗？”他问。

莫里接纳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他出生在犹太教家庭，上学后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那是因为孩提时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他对佛教和基督教的一些哲学思想也很感兴趣。但他最接近的文化还是犹太教。他在宗教上是个杂家，这就使他更加为学生们所接受。他最后几个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