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当领导的，一人难满百人意，有点议论，正常的，何必报告，让张书记不畅快？张书记太忙了，没有时间关心这种事！”

　　其实这种议论孟维周早就听说了，还有人告黑状告到了省里。不光这些，还说他同几个女人关系暧昧，已经死去的柳韵是他最喜欢的。张兆林自己当然也知道了，并不放在心上。有回省纪委严书记下来检查工作，张兆林同他扯谈，再次讲了他那句名言：“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没有人告状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严书记点头称许：“言之有理。”

　　张兆林后来又在好几个场合讲了这话，孟维周便感觉出这话的分量来。细细体会，那句名言妙不可言。既然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中间自然有坏领导。同是有人告状，谁好谁坏，怎么知道？这就说不清了。妙就妙在这个说不清。

　　省日报社驻本地区记者站白站长奉命来到张兆林办公室，吴秘书长和孟维周在座。张兆林就各级领导如何为企业家撑腰，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这个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这个问题，我们地委一直是重视的，地委也是带了头的，全区总的来说是做得不错的。但是，有些同志做得不够，个别同志对这个举措还有误解。所以，我建议组织一次宣传活动。群众要靠正确的舆论引导。吴秘书长你负责牵头，由地委办、行署办、宣传部、记者站等单位抽调骨干，具体研究落实。”

　　听完张兆林的指示，吴秘书长叫白站长和孟维周到他办公室去，三人先凑凑，搞个大致方案，再请有关单位的同志来谈谈。

　　“凑一凑，凑一凑吧。”吴秘书长说。

　　白站长说：“听吴秘的，听吴秘的。”

　　孟维周也说：“听吴秘的。”

　　吴秘书长说：“那好吧。我的意见，这次宣传，内容上要有针对性，声势上要有震动性，组织上要有计划性。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改革大家是有共识的，但落实起来，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所以说，首先要以张书记的名义，写一篇理论文章，强调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者。这个原则上由地委办和宣传部负责。另外，组织一篇长篇报道，宣传地委一班人同企业家交朋友，为企业家排忧解难的事迹。这个原则上由行署办和记者站负责。省报就上这两篇，不在于多。同报社的具体联系工作，白站长负责。《西州日报》，除了上面这两篇文章外，还可以另外组织一些。我就这个意见，看两位如何？”

　　白站长表示拥护：“我们按吴秘意见办。”

　　孟维周也说：“这样安排好。”

　　孟维周看来，吴秘书长虽然话说得有些别扭，生硬地凑出个“三性”，但他看问题还是看到点子上了，部署也很有条理。领导同志讲话的语法或逻辑毛病，孟维周也早习以为常了。

　　吴秘书长说：“那好。小孟请通知一下几个单位，明天上午八点半到地委会议室来开个会。”

　　孟白二人便告辞。出来后，白站长将孟维周拉到一边，说：“我不便同张书记和吴秘讲，你看怎么参谋一下。文章当然要上的，但省里报社那边要意思一下，我们站里没有这个开支。”

　　孟维周说：“这个好办，按老规矩，我提醒吴秘就是了，不必惊动张书记。”

　　半个月之后，文章先后在省报发表了。先发张书记的理论文章，《要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者》。这是一篇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好文章。过了几天，省报又推出长篇报道：《人民公仆的情怀——西州地委一班人做企业家朋友，为改革者撑腰》。

　　张兆林收到了一封告状信，告的正是唐半仙。信是孟维周拆的。一般的信，该怎么处理，孟维周就代为处理了，不用交张书记过目。因为这封信关系重大，他不敢擅作主张。主要告唐半仙三件事，一是贪污公款；二是生活腐化；三是经营失误，企业亏损。情节具体，言之凿凿。署名物资公司职工李友竹。这让张兆林很不好办。前不久刚宣传过地委领导同企业家交朋友的事迹，他自己还写了理论文章。这当然是正确的。可那篇报道里专门写到了张兆林同唐半仙交朋友的生动事例。张兆林猜不透是唐半仙得罪了职工，还是有更复杂的背景？他隐约感觉到，这似乎是冲他张兆林来的，可能还有更复杂的情景。张兆林见这信是电脑打的，说明告状人肯定印了若干份，其他领导也会收到的。这就很不好批示，弄不好几个头头的批示意见有分歧，难免弄出矛盾。而且有人会拿他的批示去猜谜的。思索了好一阵子，他批示道：

　　转纪委。对这一类揭举信的处理要慎重，既要重视问题，又要实事求是，更要有利于稳定企业，稳定人心。

　　这是一道很有功底的批示。字面意义不偏不倚，无可挑剔，聪明人一读便知在暗示什么，但谁也提不出理由说这是在暗示。那“这一类”三字亦是点睛之笔。这说明张书记关心的是类似的所有案件，这道批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你说张书记同唐半仙关系特别，但张书记对唐半仙案件连专门批示都没有，只是笼统就这一类案件的批示。

　　有时，张书记批示什么意见，难以尽意或不便尽意，孟维周心领神会，却不在张书记面前挑破。他便将有关人员找来，把张书记的批示交给他们，并口述一遍。口述当然按批示原文，一字不差，而听的人一下就领会了。语言艺术就是这么玄妙。孟维周的这套功夫，深得张书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