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闪过一丝别样的神采。

在他人眼中，云南偏远落后，困难重重，可对于他们这些达官贵人来说，云南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那便是安稳。

自大明开国以来，多少文武贵戚在权力的旋涡中身败名裂，惨遭屠戮，可云南沐王府却始终屹立不倒，太平无事。

这份长久延续的富贵，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在郑一官心中，这比任何东西都珍贵。

而最让郑一官心动不已的，是我在言谈话语间对开海表现出的迫切渴望。

这一信号，让他坚信郑家日后依然能够在海上贸易的舞台上大展拳脚，继续延续家族的辉煌与荣耀。

在郑一官的大力支持下，我终于得以着手对南方士绅展开清洗行动。

自大明开国之初，南方就仿佛是一片罪恶滋生的土地，不服王化的现象极为严重。

要不然，洪武太祖那句“杀尽江南百万兵”岂会是随口一说？

究其根源，在元朝统治时期，江南士绅被包税制惯坏了，他们在地方上肆意妄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拿朱元璋的悲惨身世来说，他家就是在一天之内，亲人接连死去，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这背后与江南士绅的恶行脱不了干系。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制定明法律令，规定商业三十税一。

可即便如此，江南士绅却坚决不答应。

为何？

他们觉得这税率太高了。

在元朝时，他们收税想怎么收就怎么收，只需给朝廷缴纳固定的一笔，剩下的便全进了自己的腰包。

可到了朱元璋这里，税钱被固定死了，他们便觉得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肆意盘剥百姓，向下敛财了。

所以，一直以来，江南士绅与朝廷之间就存在着深深的隔阂，并不齐心。

大明开国第一考试，几乎让南方人全部中举。

即便后来分了南北榜，南方士子依然在科举中抢到了大量的名额，获取了众多的权利。这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大明一直处于缺钱的困境？

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最终停止了？

为什么朝廷的政策在江南地区总是屡屡受阻，甚至根本推行不下去？

还有那倭寇的问题，背后其实也是江南士绅在暗中捣鬼。

可最终，江南士绅惹出的这些祸事，所有的锅却都让大明朝廷给背了。

所以，自我掌权之后，便早已下定决心，要对江南进行第二次大清洗。

太祖当年杀江南百万，我觉得远远不够，我要杀三百万。

我深知这样的举措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如今南方的问题已然积重难返，如同急症，必须要用猛药才能医治。

我不管外界如何议论，就是要强行推行我的政策。

我要在江南地区开展课地、查账工作，对地方上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严厉惩处。

但凡在地方上有圈地、夺田、私设公堂、施行沉塘陋习，甚至偷税漏税等行为的，一律没收他们的全部家财。

若是有与倭寇勾结通敌的，诛灭九族。

有违抗朝廷命令、违法乱纪的，诛灭三族。

有圈地抢夺他人田地的，诛灭全族。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江南展开一场大杀特杀，绝不手软。

我还要创立“民风杀之罪”。

每到一个地方，就揪出当地名声恶劣的家族，让锦衣卫对其进行审讯拷问，一旦罪证确凿，立即斩首示众。

甚至，在各省、各府、各县，乃至于每一个村庄，都要展开全面严查。

负责查案的人员，可以获得涉案钱财的十分之一作为分润，我就不信这样一来，他们还不尽心竭力地去办事。

为了防止有人趁机作乱，我一口气调派了四个营的兵力南下。

这四个国防军营兵，再加上地方兵，还有郑家的大力支持，我就不信在这大明的南方，还能有人翻出天去。

我踏入那雕梁画栋的布政司衙门时，檐角铜铃正被穿堂风刮得叮当作响。

案头堆着尺许高的账册，朱砂批注的数字在烛火下泛着血光——短短三月，江南税赋激增三倍，这串惊心动魄的数字，像一把利刃，直直插入了江南缙绅大族的心脏。

消息如野火般在朝堂蔓延，每日早朝，总有几个白发老臣伏地痛哭，涕泗横飞地控诉我苛政扰民。

文华殿的金砖上，唾沫星子与珠玉朝珠齐飞，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高官们，此刻全然没了风度。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华山派，掌门书信措辞强硬，抱怨新政断了他们在江南的香火钱，江湖与朝堂的势力，竟罕见地拧成一股绳，试图将我绞杀。

幕僚们忧心忡忡，有人在我耳边苦劝：“大人，见好就收吧，江湖悬赏榜头名已换成您的画像，这是要人头落地的大祸啊！”

但我望着窗外被灯火映红的夜空，心中没有一丝惧意。

新政虽让江南陷入动荡，可源源不断流入国库的白银，像一剂强心针，让风雨飘摇的朝廷重新挺直了脊梁。

我将八成库银投入地方新学与交通修建。

崭新的学堂在废墟上拔地而起，琅琅书声取代了往日的哀叹；宽阔的官道如银蛇般蜿蜒在水乡泽国，商船如梭，货物流通。

剩下的白银，则化作士兵们腰间沉甸甸的饷银，化作军属们脸上久违的笑容。为了保障军人权益，我亲自拟定律法，严惩那些觊觎军属财产的宵小之徒，为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士兵撑起一片晴空。

袁承志旧部的官兵们，起初对我心存疑虑，如今却在酒肆茶馆里，毫不吝啬地夸赞我的功绩。

底层士兵们质朴纯粹，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