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之败，败就在败在麻痹大意上，若是当时能靠前一点指挥，则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先得去看看怒江。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谈到他为了出师南征，曾“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中的泸水，据说就是怒江。

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其河面不宽，旱季水流也不是很急，但是到雨季就像变了个脸，波涛汹涌，真个是犹如天神怒吼一般。

这是一道很难轻易逾越的天然屏障，对西岸的日军是这样，对东岸的远征军也是如此。

1944年4月，卫立煌带着幕僚经过多次察看，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渡江地点，滇西远征军也初步完成了装备和训练。

此时，中国驻印军已在缅北发起第二次旱季攻势，孟拱河谷杀声震天，处于亢奋中的史迪威一再催促，要求滇西远征军按照计划渡过怒江，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就在这节骨眼上，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昆明和重庆大受震动。

蒋介石给卫立煌发来加急电，要他回师楚雄，以保昆明。

捏着两位老大的电报，卫立煌反复思量，觉得按哪一头的意思办都不好。

回师楚雄，就意味着出师计划要泡汤了，可自己出来这一趟算怎么回事，没有战功，到头来罩头上的帽子还是一个“中条山”，今后又有何前程可言？

若只听史迪威的话，不顾一切渡江作战，到时昆明若有差池，自己一样要吃不了兜着走。史迪威固然不好惹，那蒋介石却也不是好侍候的老板，一个抗命失地之罪就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给这两个牛人扛活不容易啊，卫立煌最后决定走“中庸之道”：先抽一部分兵力到贵阳，等局势稍一缓和，再相机发起渡江战役。

最弱军

1944年5月，眼看进入雨季，到了怒江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卫立煌感到不能再等了，必须像诸葛丞相那样“五月渡泸”。

在怒江岸边已集结五个军，但在渡河前，有个军长突然问工兵部队：“渡江之后，假如站不住脚，能不能再把我们接回来？”

这话一听，心就一沉。

未渡就想到要回来，跟仗还没打，先找退路一样，都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无疑是一件再糟糕不过的事。

当时国内的中国军队，只有第七十四军这样的超一流部队可以跟日军硬碰硬，大多数别说攻，能勉强守一守就可以给打高分了，以至天长日久，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即打仗之前一定要往后看一看，找好退路再说。

更别提盘踞怒江对岸的，还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

在第一次远征中，有两个师团暴得大名，它们同出于北九州，一个是从正面击退远征军的“菊兵团”第十八师团，另外一个就是快速猛插，抄了远征军后路的第五十六师团。

经过那一战，来自于久留米的第五十六师团在南洋日军中声誉显赫，号称“龙兵团”，而且自侵占怒江以西地区后，这个师团就一直留驻滇西，再未换防，他们天天在那里挖工事，其阵地之固可想而知。

第五十六师团的疯狂曾给首期出征的远征军造成致命威胁

当所有看得见的情况都一五一十摆在面前，担忧和恐惧就会像野草一样四处蔓延。

卫立煌到云南后，对每个军都走访了一遍，跟师长以上军官一一谈话，他知道这种未战先怯的心理不光是一支部队有，而是大家都有，不光是军官有，士兵也有。

在这里，卫立煌看到了第五十三军。

第五十三军原属东北军系列，从前的老军长是万福麟，也就是保定会战时第一个开溜的部队。

第五十三军曾接受过卫立煌的指挥，那时还称得上是东北军系统中编制最大的一个军，虽有保定之败，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有四个师六万人，为一般部队望尘莫及。

可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卫立煌面前时，却已是凄凄惶惶，可怜兮兮。

原因，当然还得首先从自己身上找。

第五十三军人多，武器相对也好，可是战斗力弱，每次作战都和保定会战中一样，没抵抗几下就要败退，以至战区组织大小战役时，没有谁敢把它放在重要位置，都怕东北军一掉链子，害自己步刘峙的后尘。

别说当初的卫立煌，就算鼎盛时期的薛岳也不敢放胆使用第五十三军。两次长沙会战，第五十三军都参加过，可基本上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作用还不及杨森的川军。

这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怕打仗就越打不好仗，越打不好仗，上级就越不重视你，表彰、补给之类的好事统统与你无缘。

第五十三军是从湖南走到云南的，这时万福麟已升迁，由副军长周福成接任军长，人马也从四个师缩到两个师，六万成了三万。

部队在一起，能够攀比的就是战斗力和以往的战绩。在滇西远征军里，第五十三军是毫无争议的“最弱军”，谁也不待见。

不过，卫立煌并没有因第五十三军垫底就将之忽略，相反还很重视，在军营里一待就是五天。

检查武器，发现步兵连每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按美械装备的统一标准，应为六门，卫立煌便让军长周福成把另外两门也拿出来。

周福成不是没拿，而是集团军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