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府，就把这不幸的案件交给他的大主教法庭办理。一个大主教助理和两个贵族事务检察官、一个法庭秘书，来到圣·佩蒂托修道院，进行诉讼的预审和口供记录。几位先生从听课修女那边所能得到的回答，永远是：

“我的行为是清白的，我没有做坏事。我能说的永远只是这一点，我要说的也只是这一点。”

将近诉讼末期的时候，院长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开脱她的修道院，不受外边的非议；所以在法律明文规定之下，又在她的恩许之下，讯问一再延期。最后，大主教法庭认为没有具体罪证，也就是说，根据院长的陈述，见证人没有看见听课修女和一个男子“在同一房间”，仅仅看见一个男子从隔壁一间隔开的屋子逃走，所以这个修女就被这样判决：在幽室禁闭，直到她说出在隔壁屋子和她谈话的男子的姓名，再放出去。

第二天，在院长主持之下，提出听课修女，当着众元老，宣布第一次判决。院长这时对事件似乎换了一种看法。她想，公众喜欢说三道四，把内部乱七八糟的情形摊出去，对修道院是有危害的。公众会说：“你们惩罚一件私情，无非由于当事人一时失策，可是我们知道，类似的丑闻还有好几百件。”一个年轻国王，声称英明果断，想使法律得到实施，这在本国是从来没有见到的事。我们既然是和他打交道，就不妨利用这一时风尚，做一件对修道院更为有用的事：那不勒斯大主教和他指派下来的参议教士们，组成大主教的特别法庭，对十个可怜的女修士做出庄严的判决，还不及它有用得多了。我的意思是，要惩罚就惩罚那个大胆闯进修道院的男子；宫廷里只要有一个年轻的漂亮男子在碉堡关上几年，那要比惩办百十个女修士收效大得多。再说，这也是公道，因为攻势是男人这方面发动的。听课修女没有真正在她的房间接见这个男人：但愿上帝叫修道院全体女修士都这样谨慎就好了！她要告诉我们粗心的年轻人叫什么，晓得了他是谁，我一定要到法院把他告下来。事实上，她犯的罪是很轻的，我们随便判她一种刑罚也就够了。

院长费了许多周折，要众元老同意她的见解；她们起初不同意，最后，由于她的出身远比她们高贵，特别是她同宫廷的关系远比她们密切，她们才勉强让了步。院长以为开庭的时间不会很久的。但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听课修女跪在法庭前面，遵照习惯做过祷告之后，接下去只补充了短短几句话：

“我没有把自己当一个女修士看。我进修道院以前就认识这位年轻人；我们虽说都很穷，可是计划好了要结婚的。”

这句话是违反修道院的基本信条的，是人在尊贵的圣·佩蒂托修道院所能说出口的最大的罪过了。院长以为听课修女要做赞扬婚姻的演说，连忙打断她的话，喊道：

“可是名字！这年轻人的名字！”

听课修女回答：

“您永远不会知道这名字。我永远不会拿话伤害应当作我丈夫的男子。”

事实上，任凭院长和众元老怎样追问，年轻的听课修女只是不肯说出杰纳利诺的名姓。院长甚至告诉她：“只要你肯说出一个字，我立刻就把你送回你的修行小间，什么都饶恕你。”年轻姑娘当胸画了一个十字，深深鞠了一躬，表示自己无话可说。

她清楚杰纳利诺是这位可畏的院长的外甥。她想道：

“我要是说出他的名姓来，我就会得到饶恕和清静，就像这些小姐一再说起的；可是他呢，就算是最轻的处分，也要被流放到西西里去，甚至到西班牙去，那么我就再也看不见他了。”

年轻的听课修女说什么也不开口，院长气极了，忘掉她的全部仁慈打算，把修道院前一天夜晚询问的经过连忙报告给那不勒斯红衣大主教知道。

国王主张从严，大主教为了讨他喜欢，对这事一直很关心；可是出动了京城的全体堂长和直属大主教府的全体侦察员，仍然一无所得，大主教只好把这事禀告国王。国王迅速把案子下给他的警察部部长。部长回禀国王道：

“进入圣·佩蒂托修道院储衣室的年轻人只要是属于宫廷，或是属于那不勒斯最高贵的家庭，我觉得，陛下不让流血，是决不可能做到杀鸡给猴看的，这个可怕的例子也不会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国王当下同意这种看法，部长呈上一张二百四十七个人的名单给他看，其中有一个人，十之八九，有嫌疑闯进尊贵的修道院。

一星期后，杰纳利诺被捕了。根据简单的观察，半年以来，他过分省俭，几乎到了吝啬的地步，而且自从出事那夜起，他的生活方式好像完全改变了。

为了判断这种形迹有几分可信，部长事先通知院长，暂且把听课修女从她待的一半在地底下的牢狱提出来。就在院长劝她真心诚意回答讯问的时候，警察部部长走进了会客室，当着听课修女的面，向她宣称：捕获追赶企图逃跑的杰纳利诺·德·拉斯·弗洛雷斯，当场把他杀死了。

听课修女晕倒在地。

部长得意扬扬地喊道：

“我们的猜疑证实了；我用六个字知道的事，比院长花六个月的辛苦知道的事还多。”

但是高贵的院长对他这声欢呼却是极度冷淡，他不免感到惊奇了。

依照宫廷当时的惯例，部长是一个小律师出身：由于这种缘故，院长认为应当对他做出一副高不可攀的神情。杰纳利诺是她的外甥，案子直接告到国王那边，她怕妨碍她的贵族家庭。

部长知道贵族讨厌他，关于他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