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的机会，而不像现在的和平年代，每个人都活得平凡而安静，像大海边的一粒沙子。

叶天通读过各国史学家们编著的二战史，深知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国民党政府很好地担负起了“正面抗日”的重担。所以，政府“资助”王亚樵的情节，是真实而可信的。

“那么，后来出现了什么变故，才导致了政府与王亚樵间的火拼呢？”顾惜春解开了衣领上的两粒扣子，有些得意又有些惆怅地自问自答：“历史上有太多不可思议之处，远的不说，单说‘后羿射日’计划，只要王亚樵不节外生枝，很可能就要一次性地将日本政界、军界的十二位大员一起消灭，使之成为无头之蛇、无源之水，内部大乱，溃不成军。如此一来，等不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就会撤出中国了。历史上后裔射的‘日’是太阳，我们射的却是‘日本国鼎盛命运’，由该计划命名为‘射日’，可见王亚樵是个文武双全、聪明无比的人。可聪明人总是会走捷径、出怪招，最后往往演变成‘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大遗憾、中国国民的大遗憾。”

叶天不想猜，只静静听结果。以王亚樵的能力、智谋、黑道号召力，如果能持之以恒地展开刺杀日酋的行动，取得的成绩必定不仅仅是历史记载的那寥寥数笔。他的死，是中国抗日阵营的重大损失。

顾惜春脱下外套，随手丢在后面的尸袋上，继续往下讲：“问题的关键，是王亚樵当时竟然异想天开，要把玉罗刹的‘咒杀’抢先一步用到政府身上去——”

司空摘星惊讶地“啧”了一声，吐了吐舌头。

叶天点点头，以王亚樵的人生野心、自身履历来看，做出那种事，是必然而非偶然。

“读过《王亚樵传》的人，一定会注意到‘1936年春夏之交王亚樵困居梧州’一节，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有了天翻地覆的转折，由‘联合国民党抗日’转变为‘联合共产党抗日’。此一变，就将他送上了不归路、断头台。”顾惜春不无遗憾地扼腕叹息着说。

司空摘星恍然大悟，“哦”了一声，随即愤愤不平地说：“原来，黑道老大最后还是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牺牲品。那时候中国东三省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全国上下最重要的任务是‘抗日’，国民党政府何必先拿着同胞之头祭刀？大敌当前，同仇敌忾才是王道，谁破坏了抗日大计，谁就是国家公敌、历史罪人……”

他的愤慨，只换来叶天的淡淡一笑。“翻史书骂皇帝”的事谁都会做，但却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只适合做街头巷尾、茶坊酒肆里的饭后谈资。

历史记载，1936年春末，王亚樵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逃亡于广西梧州，居住梧州市西江岸一幢房子，改名匡盈舒，跟随人员分住于梧州市。李济深即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王亚樵曾去南宁三次，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李、白拒绝。王亚樵梧州寄迹，处于绝境，国土之大无立锥之地，拟出奔延安，特密派余亚农、张献廷前往延安与中共接头。亚樵在困居梧州时作词一首，内有“闽海羊城兴义师”、“北顾延河非孤云”等句。

从种种细节看，王亚樵的“投共”已成定局。政府若不立即采取行动，恐怕被炸得人仰马翻的不是日寇战舰，而成了自己的办公大楼。非常时期实施非常手段，也是形势使然，不得不行，难说孰是孰非。

叶天轻轻咳嗽了一声，既不接司空摘星的“愤青”牢骚，也不接顾惜春的低眉慨叹，而是双手互握，一字一句地说出了另外一种观点：“顾先生，关于玉罗刹的‘咒杀’，昔日的‘黑室’还搜索到什么秘密资料？”

顾惜春随口回答：“还有很多，卷宗摞起来有两尺厚，都是玉罗刹隐居浙江奉化、宁波等地采集材料闭关炼蛊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证实，如果没有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她的‘咒杀’计划根本无法完成。彼时的王亚樵妄图以一己之力反扑政府，实在是不自量力，犹如孙悟空在如来佛手中翻筋斗一般。他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却不知一切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

他说了很长一段话，察觉叶天始终没有反应，只好停下。

车子又行驶了一阵，司空摘星沉不住气了，回头问：“叶天，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们到底要聊什么？还是别说玉罗刹了，替古人操心有什么用？赶紧转到黄金堡垒的话题上来吧？”

顾惜春也察觉出了叶天的异样，禁不住双眉紧皱，狠狠地搓着双手，等他开口。

“我在想——”叶天又清了清嗓子，沉重而苦涩地说，“包括‘黑室’在内的国民党二战谍报网可能全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改变历史、改变国家命运的大错误。蛊术的最高境界，并非一定要履行某种仪式、执行某种程序或是摆出某种高深莫测的古怪架势，往往在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就完成了下蛊的过程。苗疆炼蛊师的宗派、渊源、支脉多不胜数，即使是最资深的炼蛊师，也说不清苗疆有多少种蛊术、多少炼蛊门派。”

“这个……”顾惜春对这些话似懂非懂。

“所有人只知道发生在日舰雪风号上的悲壮咒杀一幕，以为那就是玉罗刹历时五年精心筹划的‘后羿射日’计划，以为‘咒杀结束、玉罗刹与众杀手全军覆灭、直至1945年日本天皇下令投降’就是这一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