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想法奇崛，但在军国大事上从不虚言恫吓。

然而，听完之后，高拱沉吟良久，最终还是缓缓点了点头，开口道：“子恒所言，老夫记下了。海外蛮夷，跳梁小丑，纵然有些许新花样，又能奈我天朝何？我大明水师经嘉靖朝整饬，尤以俞大猷部为精锐，船械未必输于彼辈。至于那什么‘公司’能有宣战之权，更是匪夷所思，或许只是番商夸大其词，以自重身价罢了。”

他见陈恪欲再言，抬手止住，语气转而温和，甚至带上了一丝安慰：“子恒啊，你之心，老夫知晓。你是见过大阵仗、立过大功的人，眼光自然比常人看得远些。但治国如烹小鲜，急不得。眼下朝廷首要之务，在于安内，在于推行新政，厘清积弊，充盈国库。待内部稳固，兵精粮足，又何惧外侮？你且宽心，此事我自会吩咐兵部及沿海督抚多加留意。至于你……”

高拱话锋一转，又回到了最初的话题，脸上带着诚挚的表情：“总是这般闲居，也不是办法。你的才具，陛下也是知道的。只是先帝新丧，陛下初立，有些事需慢慢来。你放心，待时机合适，我定会向陛下恳切陈情，至少让你重返京畿，即便不入部院，在五军都督府或詹事府挂个职衔，参赞机务，也是好的。总不能让你一身本事，埋没于山林之间。”

陈恪静静地听着，看着高拱眼中那份混合着信任、安抚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不以为然”的复杂神色，他心中最后一点试图说服对方的念头，也如风中残烛般熄灭了。

他明白，高拱并非不相信他，而是基于其自身的认知框架和当前的政治优先级，做出了判断。

在高拱乃至绝大多数朝臣的眼中，大明的威胁，首先来自内部的腐败、财政的窘迫、边军的废弛，以及北方蒙古的骑兵。

海外番夷，无论其组织形式如何新奇，终究是“蛮夷”，是来“求利”的，其船炮再利，还能强过大明煌煌天威？

这种深入骨髓的“天朝上国”心态，以及对海洋霸权时代来临的茫然无知，不是他一番言辞所能扭转的。

自己终究是个“异类”，所思所忧，与这个时代的主流，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嘉靖皇帝或许曾站在鸿沟边，试图理解甚至利用他这边的风景，但嘉靖已经不在了。

如今坐在他对面的高拱，是传统士大夫中的佼佼者，是实干派，是改革者，但他目光所及，依旧未超出陆地帝国的范畴。

陈恪不再多言，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他站起身，对着高拱拱手，深深一揖：“高公心意，恪感念于心。今日所言，出自肺腑，望公闲暇时，能再思之。至于恪之出处，实不足挂齿。天下之大，何处不可栖身？如此，便不打扰高公处理政务了，告辞。”

他的态度从容而疏离，告辞的话语里没有怨怼，也没有期待，只有一种了然的平静。

高拱起身相送，看着陈恪挺拔却略显孤寂的背影消失在值房门外，心中也不免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他欣赏陈恪，感激陈恪在倒徐过程中的助力，但也确实觉得，经历了嘉靖朝后期的大起大落和三年乡居，这位昔日的天才侯爷，似乎变得有些过于沉郁和多虑了。

或许，远离朝堂纷扰，对他而言，也未必是坏事吧。

高拱摇了摇头，将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案头堆积如山的奏疏题本上，那里有他亟待推行的清丈条例、漕运改革方案，这些才是他心目中关乎国运的“正经大事”。

陈恪离开了京城。没有仪仗，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阿大和几辆简单的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