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何在的时候，人如何成为个人？人怎么能学着去自作主张呢？人只能通过世事蹒跚前行，一边把持着自我的观念。当种姓和家庭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严肃性不容质疑，当巫术支撑着法律，史诗和神话满足着想象，占星家知道未来，这时人便无法轻易着手于观察和分析。可能有人会问，没有了信仰和巫术的滤镜，印度人如何能面对现实？在印度各个阶层，关于国家问题的理性对话，会如此频繁地变成讨论巫术成功的预言和占星家、吉祥时刻的智慧、心灵感应式的交流，还有为回应内心声音而来的行为！总是有关于另一个规则下的世界的知识，在知识与痛苦认知的开端之间进行着破坏或平衡。

人若不能观察，就没有观念，只有执迷。人若生活在本能的生活里，那就像是一种不断模糊着过去的集体失忆症。受教育的印度人中现在很少有谁记得或承认他们在一九六二年的平静祥和，那时还没发生与中国的战争，尼赫鲁时代尚未结束，独立仍然被当作纯粹的个人尊严而带给人喜悦，许多人在这种新取得的尊严中设想印度已经或者正在获得成功。很少有人能解释从那之后这个国家的日益狂躁、一九六五年与巴基斯坦的战争导致的金融衰退、一九六七年的干旱和饥荒和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危机的漫长痛苦。

印度是贫穷的：这个事实直到最近才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的堵塞、产业工人的政治主张而开始被印度人注意。尽管如此，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贫穷既是刚被发觉的，也是刚刚产生的。很奇怪，这点是最常见的反对甘地夫人的指控之一：她没能消除贫困，履行她在一九七一年所做的承诺。可就在另一个日子，这种贫困还被所有人当作印度生活的现实，是神圣的、虔诚的甘地式自豪的动因。

一位曾权威显赫、差点当上总理的印度著名政治家在“紧急状态”前夕对一个外国记者说：“现在这里没有米，没有麦子……五年前，一家人每个月常能买上至少二十磅谷类食品……我们还建工厂……我们甚至安排机械出口……而现在我们又得什么都靠进口了。”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吗？没有米，没有麦子，一切都是进口的？他真的相信不久以前有过富裕景象？恐怕他真是这么以为的。他是一个甘地主义者，不会有意歪曲事实。他每天都坐在纺轮前，甘地式的纺轮已不再是无产者的求生工具或劳动和团结穷人的象征，而是一种神圣的工具，一种思想的支撑（如对这位政治家）或是（对其他人来说）一种令人心潮平静的瑜伽式方法，是达到精神虚无的支撑。了解（他权威显赫时的）历史，老政治家只需扪心自问。在那里，他颇为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成就，而且既然外在世界只在影响内在世界时才有其存在感，他当然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期，这个国家一切都还不错。

个人的执迷并入政治运动，在最近十年间，此种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许多运动回望历史，它们重新解释历史，为其所用。其中一些，比如孟买的湿婆军（回望二百六十年前马拉地王朝的辉煌年代）和南方的达罗毗荼运动（寻求在三千年后的今天向雅利安人统治的北方复仇），具有积极的复兴效果。其他一些，如“安宁之途”，则混淆完全不同的执迷，宣扬种姓、暴力和性放纵，好像是甘地主义的对立面，它们是最粗鄙的印度教教派，像以前的一些示威运动一样，诉求于安逸，而印度教则会因为追求永恒连续、抽离自身的知识以及对知识的需要，从而陷入野蛮主义。

有一个政党呼吁印度拥有核武器，而为此提出的计划却是保护圣牛（给牛以免费草料，给老牛居所），初听之下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笑话。但它并不是笑话。这个党就是人民同盟，即“民族党”⑤。它是组织最严密的政党，由于强调印度教权力而深得印度教徒人心，在城市中也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追随者。它控制了德里市政好几年。在一九七一年的大选中，该党在德里的一位候选人就完全围绕着圣牛的问题来做文章。

所有这些可能都只是印度各种怪象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是印度在艰难变革时期的深层躁动的一个侧面，此时会有很多人像阿南塔默提小说中的那个阿查雅一样，发现自己被抛入世界，失去了形，于是以仅有的方式挣扎奋斗，想再次成人。

2

随着“紧急状态”的到来，一些这样的党派被禁，其领导人与其他人一起被捕入狱；外界那些担忧印度法制的人却经常发现自己正在因自己所支持的东西而感到不安。在印度，问题超出理解范围，目标则不得不模糊。消除贫困、建立正义，这些口号虽然常被挂在嘴边，却像是抽象之物。人们的执迷更为直接。

现在正流行一本反对派的小册子，内容是关于印度监狱对政治犯的酷刑的。必须说明的是，这种酷刑没有南美那种成系统的花样，它更多体现了一种随意的残暴。而印度警察的权力现在不受约束，小册子并没有夸张。它只是遗漏了一个事实——印度监狱一直存在这种酷刑。酷刑如同贫穷一样，是印度人对印度的新发现。

关于这本小册子还有一点，它罗列了许多怪事作为酷刑的范例。某人的胡子被剃光了；许多人被用鞋子抽打，而且头顶鞋子游街示众；一些人被涂黑了脸，坐着人力三轮车游行到集市；一位大学教授“在恶毒的谩骂中被推来搡去”。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