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们回到咒语的慰藉中，回归甘地，把他当作印度唯一的真理。好像英国人仍然统治印度，好像甘地从不是特殊的环境所塑造的，好像印度的政治环境始终没有变化，如印度自身一般永恒，所需的也总是同样的解决之途。这真是讽刺。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所反对的印度专政与当代印度政治生命的贫弱，一个是无法动摇的权力，另一个则是因“甘地主义”的失败而执迷的反抗，混杂着政治历史幻想和宗教性的升华—其讽刺意味在于，为专政和政治贫弱提供保障的恰恰也是甘地的巨大成功。

是甘地令国大党有了扎根乡村的群众基础。五分之四的印度人居住在村子里，国大党是印度唯一拥有农村组织的政党（一些地区性政党除外），它不能失去农村。反对党，即使是像“人民同盟”那样的印度教复兴主义政党，都是城市党。在村庄里，国大党仍然是甘地的党，经过近三十年未曾间断的统治，国大党建立起的村庄专政已不容易动摇。在乡下，应该留意的是那些身穿白色土布衣服的人。他们是有权之人，是政客；他们的权威根植于对种姓与宗族的古老敬畏，他们的权威被独立和民主所尊崇。

就像一天下午，在南方一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工地上被介绍给我的两个“农民”。在吃完午饭、访问完办公室和景点后，我提出要访问田野和农民。灌溉项目负责人，尽管穿着夹克、打着领带（象征他的高层管理地位），还是开始显得紧张，如同害怕别人擅入领地。衣衫褴褛的人们不声不响地聚拢到我们周围，他们显然是在土地上工作的，不过我想他们不是农民。他们是谁？他们是劳工，甚至连劳工都不如，什么都不是，管理者对他们不屑一顾。一辆政府的吉普车被派出去接负责人声称认识的两个农民，在多雨、阴郁的昏暗中，我们在潮湿的木材场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周围的人群越聚越多，直到农民到来。他们三十多岁，灵巧地跳下吉普车，穿着一身国大党的白色甘地式土布制服。其中一个刚洗过澡，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戴着一块大手表，另一个高大而苍白，大腹便便，戴着甘地帽。他们根本就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政客，是地区的管理者，在来访者面前装扮成农民，上演民主把戏，他们每人都靠着六英亩土地的收入为生。在等了那么久后，他们只把我从木材场带到一路之隔的一小块灌溉过度的土地上，现在天已经黑了，只有他们的白色土布衣服还熠熠生辉。而我们周围的那些农奴食不果腹，没有土地，一文不名，待遇非人，他们黝黑的面容和灰暗的破衣烂衫消隐在暮色中。

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建议，为了让民主生效、废除专政，印度必须切实回归自身。甘地提出的“罗摩之治”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独立和没有英国人的印度，它意味着人民的政府、重建古代印度村庄共和、远离德里或国家首都的那些办公楼。不过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这是把印度留在原地。看上去似乎是政治纲领，其实不过是喧嚣与宗教狂热。人民政府和古印度乡村共和观念（那是个空想观念，是从独立斗争时代遗留至今的民族主义神话）根本不是一码事。古印度有其特殊的残酷性；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人。而且，在他抗议演讲的后部分，他反对的正是这个古印度（尽管纳拉扬对这种矛盾毫无自觉）。

她（甘地夫人）谈到了“哈里真”（不可接触者）所享受的福利。难道她一点不为近来对哈里真们所做的错事感到羞耻？在北方邦（甘地夫人的故乡）和比哈尔邦（纳拉扬的故乡），整个贱民村被付之一炬，其中一个哈里真被活活烧死。她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哈里真们说话。那些穷人并不明白所有这些诡辩之词。在我最近去过的比哈尔村庄地区，多少哈里真被残忍屠杀！

印度要回归自身，屈服于它的内在冲动，印度又要解救自身。崇拜者们把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的观点说成马克思主义与甘地主义的统一体，可它实际上不啻为废话。他把古老的宗教冲动当作政治洞见，这让他成为自己所反对的贫弱的一部分。

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记者（期待革命，拒绝所有的“姑息”）告诉我，印度的“工人”必须被政治化。必须告诉他们，是“制度”在压榨他们。国大党掌权近三十年，它已成为制度。但这个制度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它是否包括了宗教、种姓与宗族的安稳、印度的认知方式、“业”以及古代的农奴制？但没有一个印度人勇于对政治自省到这个程度。没有一个印度人能达到这样的层次——认识到错误就存在于文明自身之中，印度的失败和残酷可能会涉及全体印度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梦想着在特别的一天奇迹般发生革命，梦想着专政被推翻，梦想着“人民”那时沉浸在“民间”欢庆的快乐中—像那位马克思主义记者报说的，历经千年的压迫，民间仍奇迹般地保持完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们勾画的未来蓝图上，印度也不是一个被推倒重建的国家，而是完全回归自身受到了净化的国度，是“罗摩之治”的景象。

流亡中的印度右翼反对党极不寻常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印度古制和荣光的坚持。一九七六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重建印度民主国际研讨会”上，听众们得知，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公元前三二七年）时，并没有打败旁遮普的波鲁斯大王。西方历史撒了两千年的谎：是波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