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好像她很冷的样子。

“在我尽量把我所知道的事告诉他的时候，”她继续说道，“似乎让他感兴趣的两件事都简直没有道理。一件就是讲到个什么‘犹大之窗’的事，”她又坐了下来，“另外一件事是史本赛叔叔最好的那件高尔夫球装。”

“你叔叔的高尔夫球装？那怎么了？”

“不见了！”玛丽·胡弥说。

我眨了下眼睛。她的话说来好像包含了某些意思。我得到的指示是只要她想谈，就和她讨论这个案子，可是现在我却除了保持沉默之外，完全无计可施。

“衣服应该是挂在小柜子里的，可是并不在那里，”那女孩子说，“我也不明白打印台能跟这有什么关系，你明白吗？”

我很能同意她的说法。要是H.M.的辩护在某方面只靠一扇犹大之窗、一套高尔夫球装和一个打印台的话，那可真是一场很奇怪的辩护了。

“也就是说，打印台是在那套衣服的口袋里，傅来明先生急着想拿到。我——我本来希望你知道什么。可是事实上衣服和打印台都不见了。哦，我的天啦，我不知道家里还有别的人。”

最后那句话说得声音低到我几乎听不见。她站了起来，把香烟扔进火里；瞬间之后，她的表情变了，成了一个温顺的女主人，用一张空白得像汤团的脸对着她的客人。我回头一看，看到史本赛·胡弥医师走了进来。

他的步伐很快而轻悄，好像要配合目前的状况。胡弥医师在那头分线至少有四分之一时宽，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下，一张圆脸显露出为家人担忧又同情的表情。他用那对鼓突的眼睛——和照片中他死去哥哥的眼睛很像——毫不关心地看了我一眼，倒像在细看整个房间。

“哎，亲爱的孩子，”他轻快地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眼镜在哪里？”

“没有，叔叔，我确定不在这里。”

胡弥医师捏着下巴，走过来看着桌上，然后又看着壁炉架上，最后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眼光转向我，带着询问的表情。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史本赛叔叔，他姓——”

“布莱克，”我说。

“你好，”胡弥医师语气平板地说，“我好像认得你的脸，布莱克先生，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是的，你的脸看起来也很面熟，大夫。”

“也许是今天早上在法庭里吧？”他说。然后他摇了摇头，别有含意地看着那女孩子，从她脸上完全看不出才几分钟之前所有的那份活力。“太糟糕了，布菜克先生，别耽误玛丽太久的时间，好吗？”

她很快地说道：“审判进行得怎么样，史本赛叔叔？”

“就像预期的那样好，亲爱的。不幸的是”——我后来才知道他的花样是先用充满希望的肯定句开场，然后再说“不幸的是”，一面还皱起眉头——“不幸的是，我怕到头来只有唯一的判决。当然啦，要是梅利维尔很在行的话，他就会以医学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精神失常。不幸的是——天啦，对了，我现在想起来在哪里见过你了，布菜克先生！我想我注意到你在‘老贝利’的大厅里和亨利爵士的秘书说话。”

“亨利爵士和我共事有很多年了。胡弥大夫，”我很诚实地说。

他看来很感兴趣。“可是你没有参与这个案子？”

“没有。”

“对了。我能不能问一下(只是你我私下谈谈)，你对这件不幸的事有什么想法？”

“哦，他会获得开释的，毫无疑问。”

一阵沉寂。只有火光照亮这个房间；外面天色转黑，刮起风来。我执行“散布一点神秘不安的气氛”指令的效果如何，我却说不上来，可是胡弥医师粗心大意地从他背心口袋里掏出了一副绑了黑色缎带的眼镜来，小心地戴在鼻子上，然后望着我。

“你是说有罪可是精神失常？”

“正常而无罪。”

“可是这太荒谬了！简直荒谬绝伦！那孩子疯了！哎，单是他关于威士忌的供词——对不起；我想我真不该讨论这件事，我相信他们今天下午会传我当证人。对了，我一向以为所有的证人都会赶在一堆，像陪审团一样受到监管；可是我听说只有在某些案子里才会这样做。检方并不觉得这个案子有这个需要，因为那个——呃——问题太明显了。”

“如果你是检方证人的话，史本赛叔叔，”那女孩说，“他们会让你说吉姆精神失常吗？”

“大概不会吧，亲爱的孩子；可是我会想办法提出这点来。我至少该帮你这个忙，”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哎，我说，布莱克先生，我很了解你的立场。我知道你想尽量安慰玛丽，让她在大审的时候振作精神。可是给人虚幻的希望是——该死的，先生，这样太没心肝了！我就是这样说：太没心肝了。没有别的话可以形容。记住了，玛丽，你可怜的老父亲就躺在那里，死了，被谋杀的，埋在地下了；这些才是你需要用来支持你的东西，”他略为停顿，然后看了下表，“我得赶紧走了，”他轻快地继续说道，“就像他们说的，‘时间与潮水，一刻不待人’。呃——对了，我听说你是不是在胡说什么我那套咖啡色苏格兰呢衣服，那套旧衣服的事？”

她坐在壁炉前的位子上，双手环抱着两膝。现在她很快地抬头看了一眼。

“那是一套很好的衣服，史本赛叔叔。值十二个金币呢，你也希望能找回来，不是吗？”

他担心地看着她。“哎，玛丽，这正是个好例子，说明了人生这种——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却会注意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的天啦，亲爱的，你为什么那样在意那套衣服呢？我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