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手呼喊。

漕丁们的精神也明显振奋起来。离洛阳越近，号子声越响亮，脚步越轻快。有人甚至唱起了家乡小调，虽然粗俚，却透着股质朴的欢喜。

“李大人，明日午时就能到洛阳了。”孙把头望着前方，眼中闪着光，“这趟顺风顺水，能比预定早两天。按新章程，早到有赏，损坏全无也有赏，加上基础饷，这一趟，每个弟兄能多拿三百文呢。”

李诚笑道：“到了洛阳，我请弟兄们喝顿酒。”

“那可不敢！”孙把头连连摆手，“朝廷待我们够厚了。说实话，干漕运十八年，就这几年觉得活得像个‘人’。以前是牛马，现在是堂堂正正吃皇粮的漕丁。前年皇帝南巡经过汴渠，还特意下船接见了几个老漕工，每人赏了五两银子、一匹绢。那事儿，够俺们念叨一辈子！”

二月十八日午时，洛阳永通门外的漕运码头已遥遥在望。

码头上旌旗招展，人声鼎沸。早有三艘官船在前引导，旗手打着旗语，指挥船队有序靠岸。岸上，户部仓部司的官员已经摆开桌案，准备验收货物；码头力夫们摩拳擦掌，等着卸货；更有不少商贩推着小车，贩卖热饼、汤面、果子——他们知道，漕丁们领了饷银，总要犒劳自己一番。

“落——帆——靠——岸——”

孙把头扯开嗓子，喊出这趟漕运的最后一嗓子号子。

漕船缓缓贴岸，缆绳抛向码头系缆桩。跳板放下，李诚第一个踏上洛阳的土地。他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混合着河水、货物、食物的复杂气味，这是帝都特有的、充满活力的气息。

仓部司的主事迎上来，查验文书，清点货物。一切无误后，在漕引上盖下红印：“开元五年二月十八日，漕粮三千石全数入库。”

孙把头带着漕丁们排队领饷。铜钱是刚铸的“开元通宝”，用红绳串着，沉甸甸的。每个漕丁接过饷银时，都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那个想给母亲看病的年轻漕丁，小心翼翼地把钱揣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

李诚完成交割，在码头边的茶摊坐下，要了碗热茶。他看着眼前繁忙的景象：一队队漕丁领了饷，有的直奔饭铺，有的围在货摊前挑选给家人的礼物；力夫们喊着号子，将一袋袋粮食扛进仓廪；商贩的吆喝声、算盘的噼啪声、船工的招呼声，交织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喧哗。

远处，又一队漕船正缓缓驶来，船上的号子声隐约可闻。

李诚忽然想起父亲的话：“漕运乃国家命脉。”那时他不懂，现在明白了——这命脉不是冰冷的河道，不是木造的船只，而是这些在河岸上弓身拉纤的汉子，是这些在船板上忙碌的漕丁，是他们肩膀上的缆绳、脚下的老茧、喉咙里的号子，和他们眼中对更好日子的那点光亮。

一条汴渠，从淮南到洛阳，三千里水路。每年数百万石粮食、数不清的货物，就从这水路上源源不断输往帝都，供养着朝廷百官、戍边将士、京城百姓。而维系这一切运转的，是越来越精细的法规，是越来越公平的待遇，是让每个参与者都看到希望的制度。

日落时分，李诚离开码头，走向洛阳城。永通门在他身后缓缓关闭，而汴渠上的号子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那号子里，有一个正在上升的盛世，最踏实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