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也就是说，顺手把一张寄往敌国的明信片竟那么直截了当地扔到邮筒里，仿佛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国境线上没有围上铁丝网，仿佛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不是在每天厮杀，相互使对方的男子数以千计地丧生似的。因此，起初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可笑的东西放进了办公桌抽屉里，并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蠢事。但是，过了几星期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寄往伦敦霍尔博伦广场约翰·阿尔德里奇书店，询问能否得到最近几期《古董商》杂志。上面的署名又是那个古怪人物雅可布·门德尔，他非常老实地写了自己的详细地址。这位身穿军装的体操教师这时不禁暗吃一惊，在这种粗鲁的玩笑背后到头来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密码隐语？他站起来，一个立正，就把两张明信片放到少校的办公桌上。少校耸了耸肩：真是件怪事！他首先通知警察局，吩咐查明是否真有这样一个雅可布·门德尔，而在一小时之后雅可布·门德尔就被逮住了。他还没有弄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怎么回事，就被带到少校面前。少校将那两张神秘的明信片拿给他看，问他是否承认是他写的。这种严厉的审讯口气，特别是正当他阅读一本重要的图书目录时打扰他，使门德尔十分恼火。因此，他带几分粗鲁地嚷道：这些明信片当然是他写的；应当认为，一个人总还有权要求得到他付过订费的杂志吧。少校向坐在旁边一张桌子跟前的中尉转过身去，他们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真是个蠢材！然后，少校开始考虑：把这个糊涂虫骂一顿赶走好呢，还是认真对待这件事呢？在这种犹豫未决的当儿，几乎每个部门都会决定先做个记录再说。有记录总归是好的。即便说毫无用处，但也坏不了事。充其量不过是在堆积如山的公文堆里再加那么一张写满了字的废纸罢了。

然而，这却给这个还蒙在鼓里的可怜的人带来了祸害，因为在提出第三个问题时，情况就大为不妙。先问了他的名字：雅可布，更准确地说，是叫亚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商贩（他的证件上是这样写的，他没有做书商的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就招来了大祸：出生地。雅可布·门德尔说出彼特里科夫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竖起了眉毛：彼特里科夫？这难道不是俄属波兰，靠国境线的地方吗？可疑！非常可疑！少校用更为严厉的声调，问门德尔何时取得了奥利地国籍。门德尔困惑不解地盯着少校：他不明白要他干什么。真见鬼，他有无证明，证明文件在哪里？只有一张小商贩营业执照，别的没有，少校愈发惊诧了。要他认真说清楚他的国籍问题，他父亲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门德尔泰然回答说：当然是俄国人。那他呢？噢，三十三年之前，他偷偷地越过国境线，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更加焦躁起来。问他何时取得奥地利公民权的呢？门德尔反问道：“何必呢？”他从未管过这类事。这么说，他现在仍然是俄国人？门德尔对这些无聊的盘问早就感到腻味了，他冷淡地答道：“按说，是的。”

少校吓得猛然靠到椅背上，压得它吱嘎嘎直响，竟然有这种事！在维也纳，在奥地利首都，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在一九一五年年底，在塔尔诺夫战役和大反攻以后，一个俄国人居然在这里逍遥自在地游来逛去，给法国和英国写信，而警察局竟对此不闻不问。而在报纸上摇笔杆的蠢货们还竟然对孔拉德·冯·黑岑多夫没有能够马上打到华沙表示惊奇，而在总参谋部，人们对于每次部队调动的情况都被间谍通报给俄国人还在那里惊讶呢！这时，中尉起身站到桌前；谈话顷刻变成了审讯。他为何没有立即声明自己是外国人呢？门德尔仍然毫无疑虑，用悠扬悦耳的犹太方言回答说：“我干吗又要声明一下自己是谁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为答是一种挑衅，就问他是否读过有关此事的命令。没有！他大概连报纸也不看？不看！

两位军官盯住稍微感到不安的雅可布·门德尔，仿佛听了海外奇谈，被惊得目瞪口呆。霎时间电话机“嘶啦啦”，打字机“哒哒哒”，传令兵来回奔跑，于是，雅可布·门德尔就被转解到卫戍区监狱，以便赶下一批把他送进集中营。当示意他跟着两个士兵走时，他惶惑地瞪大了眼睛。他不明白要他干什么，然而，他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衣领上绣着金线、说话粗声粗气的人能对他使出什么坏招儿呢？在他的那个崇高的世界——图书世界里，是没有战争、没有误解的，有的只是永无止境的认识，力求更多地认识那些数字、词汇、人名和书名。就这样，他夹在两个士兵中间迈着碎步走下楼梯时心情还不算坏。只是在警察局人们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把书掏出来，并要求他交出装满了几百张有用的字条和顾客地址的皮夹子时，他才勃然大怒，开始自卫。人们只好强迫他了。这时，眼镜不幸掉到了地上，他那架窥视精神世界的奇异的望远镜被摔得粉碎。两天后，他就穿着一件单薄的外衣被发配到了科莫伦附近关押被俘的俄国平民的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两年中，雅可布·门德尔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书籍，身无分文，置身于一大群冷漠、粗鲁和大部分是文盲的人们中间，他究竟经受了多大的精神痛苦？像一只雄鹰被砍断翅膀再也不能翱翔长空，他脱离了崇高的、唯一心爱的图书世界，这给他造成多大折磨？对此已无从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