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是得捏着鼻子，指挥着水手，抬着货物，在市舶司吏员挑剔的目光和税丁严格的度量下，办理着繁琐的入港、验货、纳税手续。港口内，依然有货物在装卸，有白银在流通，有交易在进行，只是那气氛，再也不复以往那种带着混乱无序的“自由”与“繁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严密规则框架下的、小心翼翼的、效率低下的“有序”。许多利润微薄、或习惯了灰色操作的西夷商人，已经开始盘算着，是否要减少来华船次，或者将部分贸易转移到南洋其他港口（如暹罗、爪哇），甚至冒险尝试绕过马六甲，走巽他海峡或龙目海峡等更南的航线，虽然那意味着更长的航程、更大的风险和更不确定的市场。

同一时间，濠镜（澳门），圣保罗大教堂旁，葡萄牙驻东方高级商务代表（后世俗称总督）官邸。

与黄埔港的喧嚣与抱怨相比，这座位于濠镜半岛高处、可以俯瞰整个港口的石砌官邸内，气氛更加凝重，甚至带着几分颓丧。装饰着东方丝绸和欧洲挂毯的议事厅里，弥漫着雪茄的烟雾和陈年波特酒的香气，但围坐在长桌旁的几位先生脸上，却找不到丝毫惬意。

葡萄牙驻东方高级商务代表（总督）卡洛斯·费雷拉，一个年近五旬、有着典型伊比利亚人深邃轮廓和花白鬓角的男人，面色阴沉地坐在主位。他的下首，分别坐着荷兰东印度公司驻远东高级商务专员范·德·维尔德，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年轻但精明的约翰·皮特。此外，还有几位濠镜议事会的葡萄牙议员和富商。

“……先生们，现实比我们预期的更加严峻。” 卡洛斯用略带沙哑的葡萄牙语说道，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上那份拉丁文版的《大明市舶新则》摘要，“明国人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借着东南‘福泰昌’覆灭的势头，收紧了所有的缰绳。这份《新则》，以及他们在马六甲变本加厉的盘查，意味着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经营方式，彻底结束了。”

范·德·维尔德，一个身材瘦高、眼神锐利的荷兰人，冷冷地接口，用带着阿姆斯特丹口音的荷兰语说道：“他们不仅是要钱，更是要绝对的掌控。从马六甲开始，每一艘进入他们所谓‘内海’的船，都像被剥光了衣服检查。货物的利润被更高的关税吞噬，行动的自由被严格限制，任何‘额外’的生意都变得几乎不可能。费雷拉先生，您必须承认，我们在马六甲的影响力，在明国的水师和官吏面前，已经所剩无几了。那里早已不是‘葡萄牙国王的领地’，而是明国南洋水师的重要基地和税卡。”

卡洛斯的脸色更难看了，但他无法反驳。自从永历二十四年明国“西征”后，马六甲名义上虽仍有葡萄牙人居住区和一些象征性的权利，但实际的控制权、防务和关键的市舶管理权，早已落入明国手中。所谓的“联合巡检”，主导权完全在明国一方。

年轻的约翰·皮特，操着一口标准的牛津腔英语，语气谨慎中带着试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联合向明国朝廷提出正式抗议？至少，关于税率和活动限制？或者，我们能否利用明国朝廷内部可能存在的不同声音？我听说，有些官员是反对过度收紧海贸的。”

“抗议？皮特先生，您认为在‘国姓爷’刚刚以雷霆手段扫平了内部最大的走私集团、皇帝陛下威望正隆的时候，我们的抗议能有多少分量？” 卡洛斯苦涩地笑了笑，“至于明国朝廷内部的不同声音……或许存在，但在当前这种‘海晏河清’的大势下，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压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决心已定、且有能力执行其决心的帝国。”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只能完全接受？” 范·德·维尔德的语气充满了不甘。

“暂时……我们必须表现出接受和合作的态度。” 卡洛斯深吸一口气，掐灭了雪茄，“硬碰硬没有胜算。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总部，不会支持一场注定失败且会彻底断绝贸易的冲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可能适应这些新规则，减少损失，同时……” 他眼中精光一闪，压低了声音，“寻找新的出路。马六甲的关卡难以绕过，但我们可以尝试鼓励商船更多使用巽他海峡，虽然航程更远，风险更大。加强与暹罗、亚齐、乃至印度次大陆的贸易，分散对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还有，范·德·维尔德先生，您和皮特先生之前提到的北方航线，与莫斯科人的接触，或许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精力。东方的财富之门没有关闭，只是钥匙换了一把更复杂的锁，而看门人变得更加警惕了。我们需要新的钥匙，或者，寻找其他的门。”

永历三十年，九月初，北京，紫禁城，文华殿。

御案上，摊开着来自广州、泉州、月港市舶司，来自马六甲市舶分司的常规奏报，以及濠镜、广州两地肃纪卫密探的奏报。永历帝朱一明一份份仔细翻阅着。他的目光在“马六甲市舶分司”的奏报上停留了片刻，嘴角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弧度。

“广州市舶司奏：自《新则》颁行月余，入港西夷商船计三十一艘，较去年同期减四成有二。共征收船钞、货税计银十八万七千五百两，丝、茶、瓷等出口皆有定制，无有违禁。查获夹带硝石、硫磺案三起，私贩人口案一起，俱已依律处置。夷商虽有怨言，然尚无公然抗法者。濠镜葡人，近来颇显恭顺，于夷馆区增建货栈，似有长居之意……”

“马六甲市舶分司报：本月稽核经海峡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