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绍兴府每年元宵节都要在开元寺举办大型的商品展销会，其中包括图书展销。这是以图书零售为主的展销会，有点类似于香港书展、广州的南国书香节。

福建路的建阳县是南宋时期的全国刻书业中心，称“图书之府”，每个月都有定期的书市（图书展销会）：“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这是以图书批发为主要功能的“书展”，有点像上海书展与北京书展。

各类“书展”在宋朝涌现，实际上就是宋代文教事业高度发达的体现。王国维先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朝兴起的“书展”，可为王、陈二位的论断作一生动注脚。

他们的另一个身份，你知道吗？

蔡京是福利制度推手

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有着双重身份。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应该知道，高俅是宋朝的太尉，又是一名高技能的蹴鞠运动员。宋徽宗既是皇帝，又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书画家。不过下面这位宋朝人，他的另一个身份你未必就晓得了——他是蔡京，宋徽宗朝的宰相，或者干脆说，就是一奸相吧，私生活奢靡，执政误国，同时他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据说“宋体字”就是他创造的，这些你应该知道了，不过你知不知道蔡京还是北宋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推动者呢？无数贫苦的宋朝平民都曾从蔡京的福利政策中受惠。

蔡京执政之时，正是北宋的福利政策全面铺开之期。来看史书怎么说：“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居养院）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顾乳母、女使，縻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考核指标）。诸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乞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顾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未领度牒的少年出家人）。宣和二年，诏：‘居养、安济、漏泽可参考元丰旧法，裁立中制。应居养之日给秔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安济坊钱米依居养法，医药如旧制。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宋史·食货志》）

蔡京推动建立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三个系统：一为居养院，是政府设立的福利收养院，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弃婴、流浪乞丐、残疾人，被收养的孤儿还将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二是安济坊，是福利医院，免费收治穷苦的病人；三是漏泽园，即福利公墓。这三个福利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对穷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救济。按照蔡京的规划，天下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救济无法自存之人。

宋王朝的福利政策当然不是蔡京首创，蔡京执政之前，北宋已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不过，这些福利机构却是在蔡京的推动下才全面展开的，当时甚至发生了“州县奉行过当”的“福利病”。而当蔡京罢相之后，北宋的福利制度则出现明显的收缩。可以说，极力发展国家福利确实是蔡京的执政偏好。

《水浒传》中的蔡京无疑是一名老奸巨滑之徒，历史上，蔡京也是被列为北宋“六贼”之首。不过，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大可不必因人废政，明末的顾炎武便说：“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了解蔡京作为北宋福利制度重要推动者的另一个身份，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个更为立体的蔡京形象。

苏轼是一位工程师

蔡京二十六岁在杭州钱塘县当县尉（相当于县警察局局长）时，他的上司杭州通判（相当于州议长兼副州长）正是三十七岁的苏轼。蔡京的父亲蔡准是苏轼的好朋友，二人多有诗酒唱酬。小蔡呢，则跟着大苏一起学习唐代徐浩的书法。你知道，苏轼也是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宋代名士，既是政治家、学者、蜀党领袖，又是大书法家（造诣不让蔡京）、美食家、大诗人，不过我们未必知道苏轼的另一个身份——他还是一名充满奇思妙想的工程师。

苏轼后来在徐州、杭州、惠州任行政长官（知州）时，都有大兴水利的惠政，在三地均留下一条“苏堤”。可见苏轼对水利工程的建造，既有热情，也很在行。苏轼晚年在惠州为官，还协助朋友修建了广州城的自来水供水系统。你没听错，宋代广州已经建成自来水供水系统，它的设计师就是苏轼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