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执政群体虎视眈眈，一发现露出腐败苗头便穷追猛打。

范仲淹的好友、泾州太守滕子京滥用“公用钱”（办公费），受御史弹劾，贬到荒凉的岳州；宰相杜衍的女婿、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有一回将进奏院废纸卖了，换成一笔小钱请同事喝花酒，也被御史参劾，最后以“监主自盗”之罪被削籍为民；还有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因为“乘势贱买”民宅，为御史中丞包拯严词弹劾，被罢了三司使之职。张方平、苏舜钦、滕子京都谈不上是什么贪官，只不过小节上有污点，结果都被台谏官与反对派抓住了把柄，不依不饶发起弹劾，直至他们被处分。

朱熹与周必大上书的时间，则恰好都在南宋孝宗朝，孝宗一朝实际上是南宋时期吏治最严、吏风最正的时段，宋孝宗整饬吏治的力度很大，广南东路提刑官石敦义，只因“盗用盐脚赃赏钱等入己，及减勊盐亭户盐本钱入己”，即被追毁出身，除名，永不收叙，刺配柳州。因此，宋人说，“当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官场风气是相当清廉的。周必大称“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明显是夸大其词，不可信。

但宋朝士大夫的说话习惯就是那个样子——宁愿多说社会的阴影面，以激发国家变革的动力。知识分子就这点臭毛病，但总比那种“总将坏事说成好事”的“花刺子模信使”要好得多吧，至少让我觉得宋朝的政论环境确实是比较宽松的一个允许公开抨击官场风气的社会，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后世就不是这种说话风格了，比如清王朝，你看清朝官员公开说的奏折、策论，说话都很谨慎，很注意分寸，“多磕头，少说话”。然后你再去翻他们私下说的日记，比如晚清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才看到他们痛心疾首地谴责官场腐败。——政论环境成了这个样子，就很没意思了。

而清王朝的吏治腐败程度，依我看，那可比宋代严重得多。我这么说，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基于两项事实：其一，清王朝产生了像和珅这样的超级巨贪，家产估价超过两亿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倍，如此巨大的腐败数额，是宋朝的秦桧之流难望背项的。

其二，宋朝时，官场上的行贿送礼叫作“苞苴”，是个别现象，但到了清朝，行贿送礼已发展成为制度化的“陋规”，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可以自外于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张集馨说，他在陕西担任督粮道时，每年都要给陕西巡抚送礼，礼金为5000多两银子。这个陕西巡抚，就是以清廉著称的林则徐。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说林则徐是名贪官，但他必须接受下属的贿金，因为他也需要向上司行贿。行贿—受贿，成了一种制度。

究竟哪个朝代最腐败？

究竟哪个朝代最为腐败？这还真不好说。不过，我这里倒有个讨巧的办法，可以大致评估出哪个王朝的腐败更严重一些：先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名能够代表该朝最高腐败水平的“大老虎”，看他们各自贪污了多少钱，然后统一折算成今天的货币单位，这样就可以判断出哪只“大老虎”贪得最厉害了。而培育出史上最贪“大老虎”的那一个王朝，整个官场的腐败程度恐怕也得名列前茅。

为方便比较，我们姑以宋、明、清三朝为例。宋朝“第一贪”当推权相秦桧，明朝“第一贪”当推权阉刘瑾，清朝“第一贪”则是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了。宋代由宰相执掌行政大权；明代废除了宰相制，朝中实权常为太监所掌握；清代的权力中枢则转移到作为皇帝机要秘书处的军机处。宋明清的首贪分别为“大权相”、“大权阉”与“皇帝宠臣”，也正好印证了清代史学家赵翼的一个论断：“贿随权集”。哪里存在着不受限制的最大权力，那里就会发生最严重的权力腐败。

好了，现在就来计算这三只“大老虎”各自贪了多少钱。

秦桧的财产：176亿

元人修《宋史》，称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但对秦相爷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却语焉不详。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倒是在他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提供了一个数字：秦桧“贪墨无厌”，“其家富于左藏数倍”。数字尽管含糊，但毕竟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系。左藏，即左藏库，宋朝的国库。那么宋代左藏库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呢？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左藏库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岁入，只是全部岁入的一部分。宋朝的财政收入，分储于多个系统，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各州封桩库等。左藏库的库储主要来自赋税，其他来源的收入都是小数目。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者，总其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而诸路转移以相给者皆不与焉”，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税收入共有1173万贯。南宋丢了半壁江山，军事开支又十分庞大，左藏库的库储肯定少于北宋。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储是1000多万贯吧。秦桧家产是左藏库的数倍，但李心传没有交待是多少倍，我们取中位数，就当是5倍。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万贯。

南宋初期的6000万贯如果换成人民币，大约有多少钱呢？我们用货币对大米的购买力来折算。

宋高宗时期的米价大致是每石1000～2000文钱，我们取中位数，按每石1500文（1.5贯）计算，宋代的一石米约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