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通，我们回来自己拍。”

“自己拍？哪来的钱？”

“总会有办法的。”

第三个信号最直接，也最诡异。

一个周三下午，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人出现在晚云工坊门口，说要见夏知微。前台看他形迹可疑，本想拒绝，但男人说：“告诉她，我叫马小明，是她父亲案件的证人。”

夏知微在会客室见到他时，男人摘掉口罩，露出一张普通但紧张的脸。五十岁左右，眼袋很深，手一直在抖。

“夏小姐，我是你父亲当年的同事。”他声音沙哑，“厂里财务科的出纳，马小明。”

夏知微心里一震。父亲日记里提过这个名字——马小明，那个因为害怕而做了伪证的年轻人。

“您找我什么事？”

马小明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这里面，是当年真正的账本复印件。王振华让我们做的那套假账，还有真账的备份，都在里面。”

夏知微接过纸袋，手在抖。二十年来，她等的不就是这个吗？

“但有个条件。”马小明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我要五百万。”

“什么？”

“五百万，现金。”马小明不敢看她的眼睛，“我儿子在国外读书，需要钱。我老婆病了，也需要钱。这笔钱，是我应得的——我为这个秘密，担惊受怕了二十年。”

夏知微盯着他：“您当年做伪证，害我父亲入狱。现在又要拿证据换钱？”

“我没办法！”马小明突然激动起来，“当年王振华威胁我，不做伪证就让我全家活不下去！现在他倒台了，我才能站出来。但这证据...这是我唯一的筹码了。夏小姐，你拍电影能赚大钱，五百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能救我全家。”

道德困境像一张网，把夏知微困住了。给钱，等于认可了“真相可以买卖”；不给钱，可能永远无法拿到完整证据。

“我需要时间考虑。”

“三天。”马小明站起来，“三天后，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把证据卖给愿意出价的人。蓝海虽然倒了，但想弄倒王振华的人，不止你一个。”

他离开后，夏知微一个人在会客室坐到天黑。纸袋里的账本复印件摊在桌上，那些泛黄的纸张、手写的数字、红色的印章，每一个都在诉说二十年前的罪恶。

陆云推门进来时，她还在发呆。

“听前台说了。”陆云拿起账本翻看，“是真的。这些笔迹，这些印章，伪造不了。”

“他要五百万。”

“我知道。”陆云坐下，“我刚才查了马小明的情况——他儿子确实在国外，学费一年就要八十万。他老婆尿毒症，每周透析。他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我们应该给钱？”

“不应该，但可能需要。”陆云苦笑，“夏知微，有时候现实就是这样——正义需要代价，真相需要购买。你可以坚持原则，但代价可能是永远无法翻案。”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我给。”陆云说，“但不是以你的名义，是以‘创作者联盟法律援助基金’的名义。我们资助他儿子完成学业，承担他妻子的医疗费，但前提是——他必须出庭作证，必须把当年所有真相都说出来。”

“这样...算交易吗？”

“算人道主义援助，附带司法合作。”陆云看着她，“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要学会在灰色地带，做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