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先是内衣，接着是裙子和外套，挂钩扣好，拉链拉上，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但没发出声音。她低头穿鞋，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到脚面上。她哭着洗脸，哭着梳头，一直无声地哭，至少哭了一个钟头，最后打电话问她男朋友：“家明，你……你还爱不爱我？”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确实太坏了，但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理由：凡事皆有代价，人生不过是一场屠杀，要么为刀俎，要么为鱼肉。她如果不想要那一千二百万，就不会成为我的炮灰。为了那一千二百万，她必须做老丁的乖女儿。

把孙刚的事交代给周卫东，他问费用怎么收，我笑眯眯地：“一分不收！一定要办好！办不好，我废了你小子！”

⑴中政指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西政指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

十七

我小时候，鸡还是家禽，只会下蛋，不会卖淫。蔬菜和粮食都没有毒，架上的黄瓜、地里的萝卜，擦擦泥就能吃，爽脆清甜。世界山青水绿，遍地都是野菜，半个小时能挖一大筐，无公害，有营养，人都不吃，全剁了喂猪。那时我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一个人带三个年级，这边教语文，那边教算术，天天一身粉笔灰，回家后喝杯酒，叹两声，关上门就拿我妈出气。他是村里的文明人，打老婆也讲究风度：不动拳头，不打脸，只在身上狠扭狠掐。我妈不识字，但知道三从四德，全力配合，从来不哭不叫，任他扭，任他掐，咬牙忍着，常常一身乌青，打完了照样扫地做饭、缝衣喂猪。那时候我基本都站在窗外，里面响一声我就哆嗦一下，但七八岁的小孩能做什么呢？还不敢大声哭，我缩成一团，一心只想钻到墙里去。

我父亲一生积极，领袖说上山下乡，他就上山下乡；领袖说扎根农村，他就娶了我妈。别人偷奸耍滑，他下力真干，挖梯田，送大粪，一颗红心两腿烂疮。别人都回城，他不回，说人家思想落后。后来想回也回不去了。1974年是他最后的机会，革委会给了一张表，他偷偷填了，回家收拾了一点东西，摸摸我的脑袋，什么也没说就跑了。我外公当时还活着，把全家召齐，连夜赶了三十里山路，在县城汽车站堵住了他，派两个舅舅上去打了一顿，然后押回公社。那是我对这世界最早的记忆：我的父亲五花大绑，一头是血，街两边站满了没心没肺的杂种，都指着他冷冷地笑。我伸手拉他，我的父亲两眼血红，一脚把我踢倒：“小畜生，滚！”

那年我五岁，还是个孩子。我父亲二十六岁，放在今天，也还是个孩子。每个好孩子都有人疼，唯独我们父子没有。

我高中时他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铺，几乎从不回家，天天戴个老花镜踩缝纫机，嘴里长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