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敲晕了，以后怎么说怎么有。伪造一起车祸太简单了：找老郝要张维修单，填上个天文数字，回家往桌上一甩，不用开口她就心虚了三分。就算将来再起疑心，要查办那叫床的女人，也好对付：心情好就解释一下，说对面车里有个女人撞伤了，不是叫床，是呻吟；心情不好都懒得解释，只需大吼一声：哪他妈有女的？都怪你！有道是“霹雳经天，闻者惕惕”，她自己就会骗自己：哦，原来没有女人，是我听错了。

这就是人间伦理，看穿了只是一个“骗”字。每个人都在骗人，每个人都在受骗，聚九州精铁铸不成半句真话。而真诚不过是浪头浮沙，百溯千洄，终究沉入水底。这世界就像一个华丽的茧，由谎言的金丝织成，众生梦想着灿若云霞的翅膀，像蛹一样沉浮其中。造物疼爱他们，使他们安睡，却传谕不可睁眼。

在新华夜市吃了碗砂锅米粉，一出来就遇见了刘元昌，狭路相逢，退无可退，被他一把揪住：“魏……魏律师……”我满心腻歪，说你的案子我办不了，认命吧。他浑身哆嗦：“我……我饿。”这人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子，满脸饿殍相，估计真是饿极了。我叹口气，给了他十块钱：“拿去！以后别他妈缠着我！”他还不肯走，结结巴巴地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份工作：“没……没饭吃，饿！”我说这个我帮不了，要不你回唐三里算了。唐三里是本市的监狱。他怔了半天：“对！我怎么没……那你……你……”我说坐牢不用别人帮忙，指指对面的银行：“把它砸了，马上就进监狱。”他眼珠一亮：“真的？”弯腰抄起一块砖头。这家伙还是个实干派，我又气又笑，赶紧拉住，说我逗你的，别砸了，改天我帮你想想办法。他狐疑地瞪着我：“又……又骗我！”我摇摇头，想说点什么，可又无从说起，忽然觉得眼前的世界如此可恨。刘元昌呆立半晌，看看银行又看看我，慢慢地笑了起来，脸上皱纹纵横，眼中光芒闪烁，样子无限幸福，像是看见了天堂。

我开车转了半天，现在回家还太早，我刚出了车祸，要见官，要拖车，还要预留出救治伤病的时间，至少也得两三个小时。路上经过同济医院，进去挂了个急诊，编了个伤者名叫姚薇薇，骗肖丽用的。这是撒谎的重要技巧：只有核心事件是假的，其他一切都是真的，越周详越好。一个皱巴巴的老太太躺在长椅上一口不接一口地喘气，看得我无比沮丧，转念想起刘元昌，心中一紧：这家伙不会真去砸银行吧？教唆罪可不是玩的。干脆又开回新华街，夜市早散了，刘元昌孤零零地坐在银行门口，头一摇一晃的，不知在干什么。我慢慢走过去，发现他早就睡着了，腮边拖着长长的口水，两手蜷缩胸前，一只手拿着半个馒头，另一只手牢牢地握着那块砖头。

夜色苍茫，这城市深不见底。除了那些阴险的夜行者，大多数人已经睡熟。清冷的星光漫不经心地照着人间缥缈的梦，一些人梦见爱情，一些人梦见幸福，还有些人正梦想着坐牢。

二十

壹997年以前，中国大陆刑法有几个著名的“口袋罪”：反革命、流氓罪，还有一个叫投机倒把。这三者涵盖极广，万事都能往里装。反革命罪是政治领域：油印小报，偷听敌台，骂县委书记，说领袖坏话，都算。1976年有个傻子在门口垒了一摞砖头，夜里一脚踹倒，大喊“地震了”，那时刚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全国人民闻震色变，光着屁股就往外跑，最后这傻子被判二十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流氓罪主管胯下，胆敢违法勃起，一律发配新疆。1983年，有个恋物癖偷了几条女人内裤，被居委会老太太告发，按道理应该送去医院，没想遇上严打，神经短路就算人民公敌，判了整整十年。投机倒把反对一切私人贸易，做买卖，跑运输，把江西的栗子贩到芜湖，把东北的玉米弄到深圳，都算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运气好判个一两年，严重的甚至要杀头。1984年暑假，有个农民带了三只鸡和四十二个鸡蛋到镇上赶集，想卖了钱给儿子交学费，没想一出门就遇上了公安局。那年头的公安局爱喝鸡汤，立马铐了起来，鸡和蛋全部收归国有，还说犯了投机倒把罪，要判刑。这家人慌了，四处借了二百六十元钱，派他儿子送到派出所。赶到时天已经黑了，整个派出所弥漫着炖鸡香味，所长大人头戴大檐帽，手执肥鸡腿，左啃一口右啃一口，样子威武至极。那农民铐在墙边的栏杆上，衣服全撕破了，身上血迹斑斑，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是死是活。他儿子把钱送上，吓得话都说不出来。所长剔着牙问他：“几岁了？干什么的？”那儿子回答：“十五了，学生。”所长收下钱，用油乎乎的大手拍拍他的脑袋：“小兔崽子，别跟你爹学，长大了做个好人！”

1984年，我刚初中毕业，中考成绩全县第一，在那间飘着炖鸡香味的土坯平房里，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伦理课：做个好人。

那天夜里我背着爸爸回家，他一直没说话，路上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来。他摸着我的脸问：“儿子，你能考上大学吧？”

我说：“一定能！”

他沉默了半天，一字一句地说：“学法律。”

我说：“好，学法律！”

那时我是个好人，一心杀贼，以为学了法律可以改变些什么。后来跟了秦立夫，有一天在夜总会招待法官，一人叫了一个小姐，我放不开，不敢碰也不敢摸，秦立夫直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