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的利刃，只是频繁被谎言和谣言所伤……它们密集地介入到空气之中，不动声色，就像轻而晶莹的尘埃。就像何尊，不断利用语言的误差乃至反差来牟利，我有时非常不适宜地怜悯，当他流露那种卑微的自满。

许多人缺乏犯罪的胆量，但他们嗜好血色与悲剧，为加强戏剧性冲突，他们不惜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他们拥有野炊者的游戏乐趣，不以为这是恶的因子在发挥作用。这也意味着，我们难以区别缺陷与邪恶的界限。

麻蝇传播观念里的那点脏，它尽管发出佩剑蜜蜂那种嗡嗡作响的嚣张声响，其实是个低沉而有效的作恶者。只要不是战争或特殊时期，我们难以目睹屠杀中那种触目惊心的人性之恶——这种恶，甚至因不受约束而显得汪洋恣肆、荡气回肠。日常的恶，就像分泌物或排泄物那么伴随，仿佛，扯不上肮脏，只是自然。然而，不要忽略，时机尚未来临。一旦适宜发酵的条件足够——像细菌那么弱小的恶，将像细菌那么强大地，摧毁世界的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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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的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

听听，铿锵有力的声音，激发斗志的号角，是谁正发出有力的召唤？并非一个现代版本的斯巴达克斯，这是希特勒的演讲，试图从人们的苦难中唤醒“正义的反抗”。对称于这种“正义”的，是那些在集中营里因饥饿和疾病而死去的人，他们的体重和他们的命一样，轻到不可思议——活着，就已具备骨灰之轻。

人们能够理解拔苗助长的荒谬，却常常忽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理想，都是要把大地拔苗助长地改造为天堂。人们被裹挟着，进入黑体字的战争或革命。最初，死亡可能是零星的，迅速演变为数目庞大的亡灵。那些经过辩解和陈述而成为正义的杀戮，日渐频繁；最后，杀戮变得令人如此适应，谈不上什么异样和不安，敲碎头颅就像早餐打破外壳去做一只煎蛋那么日常。

德国的法西斯运动。苏联的大清洗时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大动荡之中，基础的原则丧失了，它们掉进人性遍布的陷阱中……这些黑黢黢的敞开的洞，就像随时吞噬生命的墓穴。人们依然盲目地、在坑坑洼洼的弹坑之上完成优美的芭蕾跨跳；即使有些舞者跳着跳着就殒命于黑洞，即使普遍而不加解释的失踪随时发生，依然不影响依然幸存者继续表现身体中的高潮和表情上的高亢。

越来越深的恐惧中，他们干脆选择盲跳。跳吧跳吧，闭上眼睛，忘记盯在背后的恶魔……忘记，湿而血红，屠宰场般生鲜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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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图片上发鬓染霜的日本老者，慈祥，端庄，让我们难以想象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兽性。或者某个黑帮老大，他后背上有只刺青怪兽——只是在日渐衰老的皮肤上，变形的怪兽显得那么滑稽，毫无最初纹刺那令人惊悚的威严。时间改写了事物的性质。那么，我们如何惩处一个老罪人？又如何去惩处弱小的罪人、残疾的罪人，还有那些洗心革面、立地成佛的罪人？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冲突的原则，我们到底该遵从哪一个？轻易宽恕，是不是一种体面的放纵？

我记得曾经的一位邻居，姓氏少见，他姓绳。这位绳叔叔种花养鸟，情趣盎然，然而得知他的青春业绩，令我毛骨悚然。作为热血沸腾的红卫兵，他把像章直接别进赤裸的胸膛。就像从开裂的核桃里取出果仁，他带着孩子般的欢喜，爆开他人的头颅只为揭露隐匿其中的思想。不止绳叔叔，多少激进的革命小将，认定自己的目标纯洁美好，他们在伟大理想的驱动下，坦然砸断他人的脊椎骨——无愧无惧，他们认为这对受害者是种恩惠，可以让他们终身获得更为舒适的躺姿。

那时他们年轻，年轻得敢于使用任何词语，比如苦难，比如砸烂——就像擦亮又扔掉一根根火柴那样轻易地使用它们。但，不能拿“他们还是孩子”解释一切。

再看看历史悲剧，多少所谓明察秋毫的知识分子，都放弃勇气和理性，以合唱的方式齐声赞美暴政。歌颂丰收，歌颂积雪般的粮食，歌颂伟人宫殿般盛大辉煌的良心——是的，明君如此仁慈，因为所有的斩首，都被推出午门之外；而在统治者的床榻帝国，只留茶韵书香，只留忠士和美女彻底臣服的笑容。

目光犀利的猛禽视域辽阔，这不意味着它能看清近切的事物。他们自己同样在劫难逃。他们磨利自己的勾喙，猛禽一样，去撕碎猎物乃至同类的尸肉……他们为此热血沸腾，甚至不曾察觉，之所以感觉到沸腾的热度，正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被投入燃柴的锅镬中。

当我们检索人类历史，到底什么才是灾难的发动机？是一个帝王的邪念，还是无数因罪恶而发出响应、共鸣与欢呼的大众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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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和炼狱，已经从地理上揭示了位于高处的善和位于低处的恶。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善如流？是的，我们不能，因为水天然流向低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除了说明修善的艰难及逐恶的轻易，同样佐证善恶在空间的位置。

利益就是正义，自私就是道德——并非只有毫无自律者才会如此，我们每个人出于安全的考虑，都难免心怀恶因。

面对现实吧：恶念比善意更普及，复仇比感恩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