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戴着我的棒球手套，他扔出来的球，我竭力去接，虽然有时候球很重，打在手上，疼得让我几乎忍不住哼哼。

学校放了学，我就奔到爸爸在卡夫街上经营的卖烟酒的店，一直呆到晚饭时间。我的玩具就是店里的空纸箱。等到下班，爸爸就开着一辆天蓝色的别克轿车，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候，爸爸会把车停在车道上歇一会儿，点上一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听听广播新闻。

我有个妹妹，叫吕贝塔。那时候，她最中意一双粉红色的小芭蕾舞鞋，无论去哪里都穿着。记得我们一家人去镇上餐厅吃饭的时候，妈妈会抱着她去女厕所——她粉红色的小鞋子滑过瓷砖地板——而我则跟着爸爸去男厕所。所以，在我小小的脑海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和他，她和她。女士。男士。妈妈的。爸爸的。

爸爸的乖儿子。

我是爸爸的乖儿子，直到一个炎热、而无云的春天的早晨。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上五年级。那天我要参加两场棒球比赛，对手是由康纳管道工程公司赞助的红雀队，他们总是穿着鲜红色的羊毛球衣。

我穿着运动长袜、戴着棒球手套走进厨房的时候，太阳已经把厨房照得暖暖的。我看到妈妈坐在餐桌旁抽烟。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但那个早晨，她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她咬着嘴唇，没有抬眼看我。我依然记得，我闻到烤糊了的面包片的味道，我以为她是因为早餐没有做好而不开心。

“我就吃点麦片好了，”我说。

我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碗。

她清了清嗓子。“你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宝贝？”

“你感冒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用一只手贴住脸颊。“比赛是什么时候?”

“我不晓得，”我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戴手表。

我拿出牛奶瓶和一大盒玉米片。倒玉米片的时候，我动作太快，好些玉米片从碗里撒了出来，落在桌子上。妈妈一片一片的把它们捡起来，捏在掌心里。

“我送你去，”她小声说，“不管什么时候。”

“爸爸不能送我去吗？”

“爸爸不在这里了。”

“爸爸去哪里了？”

她没有回答。

“他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捏紧了玉米片。玉米片被她碾成了粉末。

那天起，我成了妈妈的儿子。

我刚才说，我看到了死去的妈妈，我一点不开玩笑。我真的看到了她。她站在球员候场区边上，穿着一件粉紫色的外套，捏着个小包。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我。

我想要站起来，朝她那个方向走。但我起不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疼的。意识里，我想要叫她，喊她的名字，但我的喉咙发不出声。

我垂下脑袋，合拢手掌。我努力撑住自己，把身体抬起来一点。我再抬头。

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