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缪勒教授和马克都尼尔学习梵文佛典。这是北传佛教借助欧洲学术方法展开佛学研究走出的第一步。宋汉城甚至找到了南条文雄所著《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的影印副本，这是采用西学方法研究佛教取得的最早成果，南条本人亦成为日本引进现代比较宗教学的先驱之一。

一八九〇年高楠顺次郎继南条之后也到了牛津，同样师从马克斯·缪勒学梵文、印度哲学、比较宗教学，七年后学成回国，此后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教授，兼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并创建武藏野女子学院。他与渡边海旭联合主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和《南传大藏经》，又与南条文雄、望月信亨等合编《大日本佛教全书》。

顺着这些创始者的足迹，一九一三年，高楠顺次郎的弟子宇井伯寿受曹洞宗派遣，也前往欧洲留学。此时马克斯·缪勒已过世。他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专攻梵语、巴利语和印度哲学，并曾游学德国和印度，一九一七年回国后历任东京帝国大学和驹泽大学等校教授。目录索引中显示，伦敦大学图书馆藏有他与巴利圣典会创始人戴维斯教授近十年间的往来书信。日本学者与圣典会发生关联，必定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

日本学者前仆后继的执著精神确实令人感佩，而他们向海外派遣学僧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千多年前。

清单的后半段，东方研究所的大事记中出现了一个让他们很感兴趣的人名：一九三一年秋天宇井伯寿访问牛津时的陪同者中出现了高木繁护的名字！当时是出席圣典会的五十周年纪念会。直子对照着随身携带的祖父资料，手头这份资料里并没有提到这段访学经历。

往下还列出了高木繁护在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的佛学刊物上发表的数十篇论文。高木繁护在英国五年修学期间并没有固定待在某个大学，多是短期驻校访问游学，与西方学人做一些研究项目，或参加定期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而在伦敦大学的索引目录上显示了更多内容：他们收藏有宇井伯寿、高木繁护与戴维斯夫人卡罗琳·阿古斯塔以及戴维斯的助手史梯德之间的往来通信！或许可以在信件中发现点什么。他们得想办法看到高木繁护通信的原件，或者弄到复印件。

这时，本特利教授放下了手中的杯碟，不出声地走到了他们跟前，他似乎很乐意出些主意。

“本特利，索引中的这些信件，可以在伦敦大学看到原件么？”宋汉城指着电脑屏幕上与高木繁护有关的几个条目。

“哦，那得去问荷默教授了。你们联系过他么？”

“见过一面，他没帮上什么忙。”

“你们和荷默的关系看来可不怎么妙啊。不过，也难怪，与巴利圣典会有关的人脾气难免有些古怪，圈子里谁不知道啊，他们过的日子就像东方的僧侣。”

宋汉城和直子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本特利先生看着屏幕上显示的索引页，一边咕哝着：“你们难道不知道荷默以前是伦敦大学的么？他虽毕业于牛津，却在外校教了十年书，去年才重新回到牛津的怀抱。浪子回头，为时不晚，是不是？哦，这里，这个标签显示，伦敦大学图书馆并没有收藏原件，需要阅读信件者可以向他们提出阅览请求，由其向荷默教授本人转达。也就是说必须经过荷默本人的同意。”

本特利先生又登录了另一个登记手稿保存的内部数据库：“嘿！你们看，在这儿呢，荷默把它们带到牛津来了。这是仅供他本人和他所带的学生使用的资料。真是自私的举动——一半出于学者合理的谨慎，一半出于某种奇怪的知识占有欲。看来，很不幸，你们要看到这批信件的内容，还得找到他本人，然后得看他的脸色。”

门给堵住了。

“你们为何如此急切地想要看到那些信件？”本特利先生忍不住好奇，小声探问道。

“高木繁护是我祖父。”

“原来如此。可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盯紧荷默教授本人，直接提出你们的要求？作为这些信件作者的后代，您当然有调阅查看的权利。”本特利似乎在为直子打抱不平。

最好的回答，就是不回答。也就是说，把结论归结于本特利所说的“怪异的荷默”这一点。

这激起了本特利的好奇心。牛津人素来以书卷气和侠义精神闻名遐迩，这让很多人成就了丰功伟业，却也屡屡做出出格捣蛋的事。

他还有个疑问，在他看来，这很重要：“直子小姐，我倒有个主意。不过，在我说出这个主意前，您得向我提供证明……如果……”

“证明什么？”

“证明您是高木繁护先生的直系亲属啊。”

不管是玩笑还是当真，直子都得认真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本特利看来关心的还不止于此。直子决定向他吐露实情。她用一个较为简略的版本说明了他们目前的处境，中村的失踪，东京的一连串事件，他们来英国的目的，可能落入非法组织手中的佛教早期文物，等等。当然，她也公开了自己国际刑警的真实身份。他们随身携带的资料上有高木繁护的详细信息，里面有户籍登记资料。直子将手中的资料、护照以及Interpol的证件一并递给了本特利。她有些疑惑，这些文件全部是日文的，恐怕还不足以让本特利先生认可直子的身份。

“日语我可不陌生，直子小姐。”本特利这时竟然换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直子不胜惊讶。

“本特利教授的专业是比较宗教学，他在中国和日本都待过。”宋汉城告诉直子。

本特利教授请两位客人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