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又说了一遍，我很确定整个电车的人都觉察到了。那呆瓜又撕了一张票，递给了我，他要跟我说句什么，但是我把钱递给他后就转身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座位上，头也不回。但更要命的是，我还时时都得回头看看他是不是还老实地待在后面的座位上，这引起了几个乘客的注意。我一开始决心只在经过每一个拐角的时候回头，但是，我觉得每个街区都长得可怕，我时时都害怕会听到一声惊呼或尖叫，就像发生阿尔瓦雷斯家的猫那件事时一样。然后，我开始数到十，就像拳击赛里一样，这大概是走半个街区的时间。一数到十，我就借故回头，比如理理衬衣的领子啊，或者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只要看起来像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或类似的举动，就都行。

大约走了八个街区后，我不知怎么就觉得靠窗边坐着的那位女士好像要下车了。这可要命了，因为她会对他说句什么，叫他让她过去，而他若是不搭理，或者说不想搭理，那位女士可能会生气，会想强行过去。不过，我对这种情况清楚得很，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因此我开始在到达每个拐角前都往后看看。有一次回头看时，我觉得那位女士就要起身了，我敢发誓她对他说了句什么，因为她看着他那一边，我觉得她动了动嘴。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胖胖的老太太从我座位旁边的一个位子上站起身来，开始在过道上走。我走在她后面，很想推她一下，在她腿上踢一脚，叫她走快一点，让我赶到那位女士的座位那边，她已经抓起地上的一个篮子或是什么东西，站起身来准备下车了。最后，我觉得我确实推了老太一把，我听到她抱怨了一声。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那个座位旁边的，但我总算及时把他拽出来，让那位女士能够在那个转角下车。然后，我让他靠窗坐好，自己坐到他旁边，心里特高兴，虽然有四五个蠢货就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或是站在车门口看着我。也许，售票员那呆瓜已经在车门口跟他们说过些什么了。

我们已经开到十一街区了，车外是灿烂的阳光，街道都是干的。这时候，如果我是一个人坐车，我会走下电车、步行去市中心，对我来说，从十一街区走到五月广场并不算什么。有一次，我算过时间，正好用了三十二分钟，当然，有时候会跑一跑，尤其是最后一段。但现在，我却必须顾着那扇窗户，因为曾经有人说过，他可能会突然打开窗户往外跳，只为了找这么个乐子，就好像其他许多旁人无法理解的乐子一样。有一两次，我觉得他就要把窗户往上掀开了，我只得从后面把手伸过去，把窗户压在窗框上。也许，这都是我的想象，不过，我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打算打开窗户往外跳。比如说，当巡票员过来时，我就完全忘了这档子事，而他也没有往外跳。巡票员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家伙，他在前面车门处出现，开始查票，他神情和蔼，有些巡票员就会这样。当他查到我的座位上时，我把两张票都递给他，他在一张上面打了孔，然后往下看看，再看了看另一张票。他本要打孔了，却拿着那张票停在打孔钳的窄槽口。我一直暗自祈求他能快点打上孔，把票还给我，我觉得电车里的人越来越注意我们这边。最后，他耸耸肩，在票上打了个孔，把两张票都还给我，我听到后面车门那边有人哈哈一笑，但是，我自然是不愿意回头去看。我又把手伸过去，压住了车窗，假装我再也看不见巡票员和其他人了。在萨米恩托街和利维尔塔德街路口，开始有人下车了，当我们到达佛罗里达街，几乎已经没人了。我一直等到了圣马丁街才让他从前门下了车，因为我不愿意经过售票员那个呆瓜身边，他好像要对我说些什么。

我很喜欢五月广场，当别人跟我说起市中心时，我总是立马就想到五月广场。我喜欢那里的鸽子，喜欢那里的总统府，因为它能给人带来那么多对历史的回忆，让人想起革命时期落下的炸弹，想起那些曾经扬言要拿金字塔来拴马的军阀们。那里有卖花生和其他东西的小贩，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张空椅子，要是愿意，可以再走一走，很快就能走到港口，看见船只和起货机。因此，我想最好是带他去五月广场，离汽车和小巴士远一点，我们在那里可以坐一会儿，直到该回家里去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从电车上下来，开始顺着圣马丁街走时，我觉得好像有点头晕，我突然发觉，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程，我得一直往后看，还得假装没看见别人在盯着我们看，再加上那个售票员、那个要下车的女士和那个巡票员，这一切可把我累惨了。我多想走进一家奶制品店，要一个冰激凌或是一杯牛奶，但是，我很清楚不能这样做，我知道，只要一个地方能让人们坐着更从容地盯着我们看，我就一定会后悔随随便便带他进去。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每个人都在赶路，尤其是在圣马丁街，这里满是银行和事务所，大家的胳膊下都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因此，我们一直走到坎加约街的拐角。然后，当我们在比乌瑟出版社那摆满墨水瓶和其他漂亮玩意儿的玻璃橱窗前走过时，我感觉他不愿意往前走了，他变得越来越难拖动，无论我再怎么拽（同时努力不引人注意），也几乎寸步难行，最后，我不得不停在最后一个玻璃橱窗前，假装望着那些有凸纹花饰的皮制办公用具。也许，他有点累，也许，他不是乱发神经。反正，站在那里并没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