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要紧。秦主任在世时一头白发，秦大嫂却一头青丝，两个人站在一起很不般配。多少与秦主任相近的同志，都调笑过秦氏夫妇，说他们不像是夫妻，倒像是父女。秦主任也常常说，你嫂子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但人家两口子夫唱妇随，甚是相得。别看秦大嫂看上去不过不惑之年，可脾气温柔，平时对秦主任百依百顺，如同小鸟依人，相夫教子，功莫大焉。县妇联会、文明办年年都把“模范夫妻”的奖状、锦旗或者奖牌授给他们，两口子是这一项荣誉的“专业户”。

　　本来，开追悼会是盖棺论定，生者追念逝者的丰功伟绩，寄托我们的哀思，具有激励后人向前人看齐的重大意义。其实，也不过是借死人这个名目，活人演戏给活人自己看的，说穿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干部再伟大，也伟大不过开国元勋、革命老前辈，多少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时，不要说开追悼会，有的甚至尸骨无存。在和平年代里死，就比死在战场上意义重大了，不仅要开追悼会，而且讲究规格和档次，就有人想到攀比，讲究个“生前光荣，死后哀荣”。

　　庞主任对这个处理办法，心里是犯嘀咕的。但这是郗县长的主张，徐县长支持，副县长戴敬烨、艾朋庆、唐国发附议，副县长余乐萌不置可否，非党副县长周志茹（女）无所谓，叶兆楠对秦主任不太熟悉，当然郗县长说啥都拥护。只有另一个副县长王彪，说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处理，恐怕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回民出身的副县长艾朋庆打了个哈哈，开玩笑说，不是什么大事儿，要是我们回族，开个追悼会后，还可以请阿訇念古兰经超度超度。这个意见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庞玉立本来想据理力争一下，但想到自己刚刚被选进政府办，立足未稳，况且在县长办公会上，并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就忍住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

　　谁知，这个一向温柔软弱的秦大嫂，在庞玉立筹办追悼会，到秦主任家通知亲属们如何参加时，却显得刚强无比，大义凛然地反对这种做法，说出去的话不软不硬：“你们愿意开这样的追悼会，你们就开吧，我们不会参加，老秦也不会去参加（意思是不提供骨灰和遗像），这不是糟蹋我们老秦嘛。我们等孩子从省会赶回来，悄悄地把老秦的骨灰掩埋了就是了，免得折腾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秦鸣鸥。”顿时，弄得亲自去和秦大嫂政治协商的庞玉立主任灰头土脸，没有一点脾气。

　　再说，刘鎏的姑夫作为秦主任生前好友，接到政府办的通知以后，一向以颐养天年为己任，不再过问政治的老人家，竟然震怒了。并且退下来的几个老同志，三五成群地来到刘鎏的姑夫家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刘鎏的姑夫说，秦鸣鸥同志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我看到后就很有意见，觉得格次不够。这个追悼会的安排，更是儿戏！不要说秦鸣鸥同志曾经是县委委员，应当作为县级处理，县委主要领导必须参加。就说这秦鸣鸥仍然在职，也不能这么草率地追悼一个堂堂的政府办主任。走，我们找曹明祥这小子去，怎么搞的嘛！

　　曹明祥一向重视老干部工作，听说一群老同志找他，没有像对待上访户一样不予接待。他马上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把刘鎏的姑夫他们引到了小会议室，泡上清茶，亲自掏出自己抽的“大中华”烟卷，近的敬，远的扔，发了一遍儿，还学着当年通信员小山子说的，后来流传很广的一句俏皮话说：“有事没事儿，上根白棍儿，上根白棍儿，咱谈话有劲儿。”接着开玩笑：“我的老小哥们儿，消消气，不要动怒，息气好养身。气出病来我还得掏腰包到特护病房探视你们哩。”

　　气氛缓和后，刘鎏的姑夫代表老同志发表了关于对秦主任追悼会的看法。曹书记虽然已经听说了政府的处理意见和秦大嫂的反对态度，这时，却十分惊讶地说：“有这种事情？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放心，我把郗县长叫来，再仔细地合计合计，一定要让秦鸣鸥同志含笑长眠的。”

　　老同志们放心地走后，曹明祥认真想了想，老秦侍候自己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有熬劳，就这点交情，自己也得到场，破一点规格完全行得通。这个郗应松是怎么搞的？应该和自己商量商量嘛。看来他没有和秦主任在一起共过事儿，不可能有深感情的。这种照章办事、官样文章的态度，真的害死人啊。

　　虽然说感情代替不了政治，但政治只要掺入了感情色彩，内容毕竟丰富许多。两下夹击，再加上曹明祥和秦鸣鸥的友谊，曹明祥决定把秦鸣鸥的追悼会当做安慰死者、安抚生者，创造稳定和谐局面的重大举措来搞一搞。

　　于是，曹书记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议，肯定了郗县长的安排是有道理的。但是，（请读者注意，官面上的讲话，最怕“但是”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后边的，往往是实质性问题。）对待秦鸣鸥同志，追悼会的这种规格显得不够到位。我并不是因为和鸣鸥同志相交多年，出于偏爱，而是鸣鸥同志在县里的影响重大，低调处理不足以服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们这些楼主，应当让“黄鹤楼”闪光不是？沸沸扬扬，街谈巷议，毕竟不好嘛。我听说，当年，县委办常务副主任丁卯同志在岗位上以身殉职，宋维山同志曾经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向丁卯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