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凭商家们“本店商品三折起价”、“清仓商品，一律五元”、“走过路过，不可错过”的喇叭声叫得如何起劲儿，就是没有多少人肯买。多少人都在想，谁知道你是不是在乘机处理积压商品？谁知道你是不是还要继续降价？除了一些低得不能再低的衣服、鞋袜被一批批妇女哄抢了以外，其他大宗商品并没有产生抢购一空的预期效果，四条主干大街经营萧条，兵败如山倒。

　　门面房的业主们就补偿问题，开始同政府讨价还价。北方的县级财政，没有几个富的。丰阳县就是领导们经常说的“吃饭财政”，能保证干部职工的基本工资发放就不错了，哪有多余的钱搞建设？关键是扩街不同房地产开发，拆迁户的补偿必定是你政府的事情，政府不拿钱谁拿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书记、县长自然不愿意多出钱，于是责成主管部门，搬出上级文件，专拣有利的条款使用，尽可能压低补偿标准，这就激怒了门面房的业主们，打着“宁要祖宗一张床，不让贪官来拆房”的大标语，一拨儿一拨儿的群众开始上访闹事儿，一些妇女甚至使出和丈夫混闹的绝招，寻死觅活的，和政府较劲儿。这样一来，“攻坚战”就成了“拉锯战”。

　　上访最凶的时候，信访部门挡不住了，让公安上的防暴队上；防暴队挡不住了，叶兆楠亲自出面做群众的工作。一伙人气势汹汹地说叶兆楠：“你一个小鸡巴副县长，做不了主，让稀松出来，让徐百万出来！”那个不论理的劲头，把下来任职不久的叶兆楠的鼻子都气歪了。

　　任何事情一旦具体，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拆迁工作在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以后，果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冯乡长家所在的民主街更加古老的民生街上，拆迁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有一些房产，在把第一排的门面房拆除后，距离第二排住户还有三米五米的不等。

　　这个隐含的毛病暴露出来后，才真的让指挥部领导们挠头皮。余下五六米宽的业主一定要在原址上起房，盖个厦状的新门面，三到五米的商户，不可能再建房了，第二排的乘机想往前扩展。闹来闹去，就闹得凶了，到了不解决不可的地步。叶兆楠想，这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想不到隐含着不少的层次。

　　指挥部对这个现象，专题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第一排房产的业主们一定要搬出去，不能再允许他们就地建房了。问题是腾出来的地皮，到底要不要出让给第二排？大家的意见发生了重大分歧。大多数人倾向不能向第二排业主出让，因为从长远的发展战略考虑，说不定将来还有继续扩建的可能。另一种意见是，要是这样的话，沿街的门面房就不会整齐，很不雅观，失去了动这么大劲儿拆迁的意义。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反驳说，这有什么？错落有致，空下来的地皮，就作为空场，铺上些彩色花砖就行了，也不失为一种景观。

　　争来争去，郗县长不愿意在这上边费脑筋，拍板说，大家不要争了，这件事儿，就由立身同志全权处理吧。

　　坚持第一种意见的叶兆楠，对于郗县长的这种安排，心里很不好受，怎么一回事儿？自己是班子明确过的抓城建工作的副县长，此时却成了“聋子的耳朵”，反而没有权力当家了，有点让人扫面子。叶兆楠本来就对上访群众瞧不起他，心里一直窝火，真想在这件事情上当家做主，体现一下权威，可指挥长既然安排了，就没有办法再与徐立身争这个操作权。转念一想，反正人家徐县长是常务，郗县长的安排也是无可厚非的，自己犯不着争。再说，一个外来的干部，没有当地产生的领导熟悉情况，是福是祸，还说不定，走着瞧吧。

　　徐立身本来对拆迁工作并不积极，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表态。见郗县长这样安排，就活跃了一些。他一下手，艰难的拆迁工作竟然顺利起来，上访的潮水渐渐消退了，一街两行的门面房齐齐整整地建了起来。二徐立身在丰阳县的绰号“徐百万”，无人不知。产生的原因，有一种版本说，那是徐立身当年当乡镇党委书记时，搞计划生育工作很出色，记者采访他时，问到你们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有多少？徐立身说，不多不多，只有二十多号人。记者又赞叹地问，咦，只这么多人，怎么能把工作抓得如此好？徐立身高深莫测地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话传出去以后，徐百万这个绰号就开始兴起了。

　　另一种版本是，徐立身非常有钱，百八十万的，不在话下。现在的大款们，百万资产实在是毛毛雨，可在当年，能够号称百万的人，在丰阳县是极少数，尤其在干部队伍中，是根本不会有的。谁也没有真正核定过徐立身的家产，只是从他家的住房面积、装修水平来看，规模和气势宏大，儿子有一个运输车队，女儿送到加拿大留学，老婆脖子里的金项链，有“拴狗绳”粗细，倒是真正拴他家那两条纯种大狼狗，用的是不锈钢链子等奢华来推断的。说穿了，“百万”只是一个形容词，一般形容词是夸大其词的，这里倒说不定是缩小了。

　　徐立身开始对这一绰号相当恼火，但没有办法，防众人之口，甚于防川，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不过，当有人和他探讨起这一绰号的来历时，他说的都是第一种版本。他心里很清楚，起作用的当然是第二种版本。人们称他“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