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下来，两只手蒙在脸上，开始发出像女孩子一样的嚎叫。紧接着，她的第二颗子弹削掉了他上半个脑袋，他向前安静地仆倒在血泊之中，脑浆流了一地。

她说话的声调一点也没变：严肃、淡漠。“你看见了，要想活到今天晚上的唯一出路就是跟我合作。”

雷盯着地上的尸体，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站起来，我们走。”

“我……我想她不在这儿。”

“那么在哪儿——”她的说话声被门和窗户上方的金属百叶窗落下的咔嗒声打断了。

雷听到一种微弱的咝咝声，不由回想起了马蒂曾告诉他发生在圣巴托罗缪修道院审问室里的故事。也许这栋建筑与修道院是由同一个设计师设计的。

显然她并没有听到这种声音——在靶场待的时间太多了，但是她四处张望之下，看到了电视摄像头像一截铅笔头似的从房间天花板的一个墙角伸出来对着他们。她把他拽到摄像头前面，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你们有三秒钟的时间把那个门打开，否则我就杀了他。现在已经是第二秒。”

“史密斯夫人！”一个声音在房间中响起，“要打开那个门，需要一个，怎么说来着，猫（西班牙语）……一个插件。需要用两分钟，或者三分钟。”

“给你两分钟时间。”她看着自己的表，“现在开始。”

雷突然后背着地倒了下来。他的脑袋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地板上。

她发出一种厌恶的声音。“懦夫。”接着几秒钟之后，她自己也开始摇晃起来，然后重重地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她用双手举起手枪，摇摇晃晃地对着雷的胸部开了四枪。

我的单身军官宿舍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办公室”。所谓的办公室只是一个灰色的小房间，里面仅能容下一个冰箱、两张硬椅子，以及放在一个简单的通讯控制台前的一张小桌子。

在桌子上面，摆着一瓶葡萄酒和我最后的晚餐：一粒灰色的药丸。我有一本黄色的留言簿和一支笔，但是，我想不出任何可以写下来的晦涩的遗言。

电话响了。我等它响了三次，然后说了一声“你好”。

是杰弗森打来的电话——我的精神病治疗医生，在最后一刻来挽救我的生命。我决定等他一放下电话，就吞掉那颗药丸。

但是，就像这个屋子和桌上的药丸一样，杰弗森的脸也是灰色的，而且更加接近苍白而不是发黑。自从我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弗兰西姑妈去世的消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