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三十一号大楼的内部构造同瓜达拉哈拉诊所和圣巴托罗缪修道院不同。在瓜达拉哈拉诊所或圣巴托罗缪修道院里，你把人们引到一间特定的屋子里，按动一个按钮就可以让人们全部倒下；而三十一号大楼里的两名兵孩曾经一直携带着维持人群秩序使用的甜梦弹，那是一种麻醉气体和欣快剂的混合物——人们会因为吸入这种气体而昏睡，醒来后又会大笑不止。

不过，那两个机器人的残骸就散落在海滩上方圆一百多米的范围内。在这些散开的垃圾堆中，那两个搜寻兵孩还真的找到了三只完好无损的毒气罐。它们全是同样的外观，没有办法区别它们哪一个可以让人昏睡，哪一个可以让人流泪，哪一个可以让人呕吐。如果是在正常的操作室中接驳进系统的话，机械师们还可以释放出少量气体，利用兵孩的嗅感器去辨别种类；而在这种远程控制下，他们则无法闻出任何东西的味道。

他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在这个问题上。布雷斯代彻底掩盖了他的行踪，所以他们不会接到任何从五角大楼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是在波特贝洛本地就有许多怀着好奇心的人。

对于一场训练演习来说，很多方面都显得太过真实了：两名市民被偏离目标的子弹打伤；城里的大多数人都挤作一团躲在地窖里面；四辆警车的警察们围住了基地的入口，八名胆小的政府官员躲在警车后面，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对着一个没有反应的兵孩警卫喊话——他们不可能知道那个兵孩不过是个空架子。

“一会儿就回来。”克劳德控制的兵孩摆出了固定不动的姿势，而他本人则去检查另外六个没有激活的兵孩。当他连人大楼前门的那个兵孩时，他用激光枪朝着那些警车的轮胎开了几枪，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爆炸。

当艾琳就那些毒气罐是“小姐”还是“老虎”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时，克劳德连入食堂里的一个兵孩待了几分钟。艾琳控制的兵孩把三名“囚犯”（选的是她不喜欢的军官）带到了海滩上。

事实证明，那些毒气罐的效果确实不同：一个上校幸福地昏睡过去，一个被眼泪蒙住了双眼，另一个将军不得不去实践他的呕吐技术。

当艾琳控制的兵孩胳膊下面夹着一只毒气罐走进食堂时，克劳德又将自己的链接切换到E座的兵孩身上。“我想我们差不多已经脱离危险了。”他说，“有谁知道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几百码长的绳子？”

我还真的知道在哪儿藏着这么多的绳子，洗衣间的晾衣绳，我猜是为了防止所有的甩干机同时出现故障而准备的。（这得归功于我在三十一号大楼中的高贵的前任岗位，也许我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些绳子的人；如果问我在哪儿能找到三个装着十二年前制造的花生酱的堆满尘灰的罐子，我也可以说得出来。）

我们等待了半个小时，一直到风扇将剩余的甜梦弹的气体吹散，然后才进入食堂，分清敌友，解除敌人的武装，将布雷斯代的人马全部绑起来。结果发现，这些警卫全部是男人，有着球队后卫一样强健的体魄。

空气中还有一些残留的甜梦弹气体，令人头晕，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放松感。我们把布雷斯代的突击队员们两个一组、脸对着脸堆在一块，想象并希望他们会带着对同性恋憎恶的恐惧醒来。（甜梦弹对于男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阴茎完全肿大。）

其中的一名武装警卫带着一个霰弹子弹带，我把它取下来拿到外面，坐在台阶上。当我把子弹依次推入枪膛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东方显现出一丝微弱的光线，太阳即将升起，迎来这最有意义的一天。也许是我的最后一天。

阿米莉亚走出来，在我身边坐下。她一言不发，只是抚摸着我的胳膊。

“你好吗？”我问。

“我不是个早起的人。”她拉起我的手，在上面吻了一下，“你的感觉一定糟透了。”

“我在坚持服药。”我把最后一发子弹装进去，抬起了手枪，“我残忍地杀死了一名少将。军队会把我绞死的。”

“就像你曾经对克劳德说过的那样，”她说，“你是在自卫。保卫整个世界。这个人是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那种最邪恶的叛国者。”

“留着这些话到军事法庭上说吧。”她靠在我身上，轻声地哭了。我放下手中的枪，搂住了她，“我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些什么事。我想马蒂也不知道。”

一个陌生人朝我们跑来，他的双手举在空中。我捡起武器，将枪筒指向他的方向，“这片区域不许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

他在距离我们大约二十英尺开外停住了脚步，他的手仍然举在空中，“我是车辆调配中心的比利·雷兹中士，长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怎么进入这里的？”

“我从那个兵孩身边跑过来的，它没有阻拦我。所有这些疯狂的举动是怎么回事？”

“我说过——”

“我不是指那边！”他慌乱地指着一个方向，“我是说那边！”

阿米莉亚和我朝建筑周围的电网外边看去——在黎明黯淡的光线下，那里静静地站着数以千计的人，全部是赤身裸体的。

由不到二十个人组成的、名不副实的二十人集团，能够利用他们全体共有的经验和智慧去解决那些有趣的、难以捉摸的问题。自从他们被人性化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得到提升，拥有了这种能力。

在运河区的数千名战俘则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实体，他们只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我们怎样逃出这里？接下来怎么办？

逃出去实在太简单了，几乎算不上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