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借本书说明一些注释的情况。

作“注”原比较复杂，有些是必需下注的。以本书为例，如姜夔的《疏影》：“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设若不注“那人”是谁，谁在睡觉？又如辛弃疾的《鹧鸪天》“书咄咄”句用晋殷浩事，一般大都这样注；但殷浩“咄咄书空”表示他热中名利，和辛的性格与本篇的词意绝不相符，若不下注，就更不妥了。有些似乎可注可不注，如引用前人之句说明本句或本篇。这个是否必要呢？依我看，也有些必要，不避孤陋之诮，在这选本中妄下了若干条注，虽然分量似已不少，离完备还差得多。

前人写作以有出典为贵，评家亦以“无一字无来历”为高。互相因袭，相习成风，过去有这样的情形，其是非暂置不论。其另一种情形：虽时代相先后，却并无因袭的关系。有些情感，有些想象，不必谁抄袭谁。例如李后主《浪淘沙》中的名句“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人说它出于《颜氏家训》的“别易会难”，引见上卷李煜此篇注[3]。果真是这样么？恐怕未必。所以二者相似，或竟相同，未必就有关连，也未必竟无关连，究竟谁是偶合，谁是承用，得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所谓“看”，当然用注家的眼光看，那就不免有他的主观成分在内了。

而且所谓“二者”，本不止二者，要多得多，这就更加复杂了。譬如以本句为甲，比它早一点的句子为乙，却还有比乙更早的丙丁戊己哩。盖杜甫诗所谓“递相祖述复先谁”也。注家引用的文句，大都不过聊供参考而已。若云某出于某，却不敢这样保证的。

再说，可以增进了解，这情形也很复杂。如以乙句注甲句，而两句差不多；读者如不懂得甲，正未必懂得乙。其另一种情形，注文甚至于比本文还要深些，那就更不合理了。怎样会发生这类情形的呢？因为作注，照例以前注后，更着重最早的出典，故注中所引材料每较本文为古，如《诗》、《书》、《史》、《汉》之类，总要比唐诗、宋词更难懂一些，这就常常造成这似乎颠倒的情况。然所注纵有时难懂，却不能因噎废食。注还是可以相当增进了解、扩大眼光的。将“注”和“释”分开来看，只为了说明的方便，其实“注”也是释，而且是比较客观的“释”。古典浩瀚，情形繁复，有诗文的差别，有古今言语的隔阂。有些较容易直接解释，有些只能引用许多事例作为比较，使读者自会其意。如近人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其中每一条开首为解释，下面所附为原材料。其功力最深、用途最大的即在他所引许多实例，至于他的解释虽然大致不差，也未必完全可靠。我们将这些实例，比较归纳起来，就可以得出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