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向世界展示自己是弱小受辱的一方。他们似乎很看重自己的公共形象。基辛格认为，通过发动一场揭露战俘及其家人悲惨遭遇的国际运动，也许可以让越南人觉得难堪，从而改善战俘的待遇，公布战俘的姓名。

这场运动的资金来源必须是私人融资，必须从表面上看同政府没有关系，但事实上，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个小组会密切监督运动的进展。

佩罗接受了挑战。佩罗最爱接受挑战，他念十一年级时的老师达克夫人就意识到了这点。有一次，达克夫人对他说：“很遗憾，你没有你朋友聪明。”年幼的佩罗坚持说自己同朋友一样聪明。“那为什么他们的成绩比你好？”佩罗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喜欢学校而他不喜欢。“所有人都可以辩解说自己做得到。”达克夫人说，“但看看记录吧，你的朋友做得到，而你做不到。”佩罗被触及了痛处，他告诉达克夫人，自己接下来六周都会拿A。而事实上，不仅在随后的六周，而且在剩余的高中时段，他都拿到了A。富有洞察力的达克夫人发现了操纵佩罗的唯一方法——激将法。

接受基辛格的挑战后，佩罗找到J.沃尔特·汤普森——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告诉他们他想干什么。他们提出了一套三十到六十天的活动方案，它能在一年内取得一些成效。佩罗拒绝了他们——他想今天就开始运动，明天就看到效果。他返回达拉斯，组织了一小批EDS的管理人员，让他们给报纸编辑打电话，发布他们自己写的简单易懂的广告。

然后邮件如潮水般涌入。

在支持战争的美国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显示了越南人确实是坏人；而在反对战争的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是从越南撤军的又一个原因。只有最强硬的抗议者才会反对这个运动。1970年，联邦调查局告诉佩罗，越共已经下令黑豹党【8】杀死他（在疯狂的20世纪60年代末，这听起来并不特别奇怪）。佩罗雇佣了保镖。果不其然，几周后，一帮人翻越了佩罗十七英亩大的达拉斯宅邸的围墙。他们被凶猛的狗赶走了。佩罗的家人，包括他大无畏的母亲，都不愿他因为担忧自己的安全而放弃这场运动。

1969年12月，他使用了最高明的宣传手段——他包下了两架飞机，试图飞往河内，给战俘送圣诞晚餐。当然，他未能获准降落，但此举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全世界都开始关注战俘问题。这次行动花费了两百万美元，但他认为宣传效果可能价值六千万美元。他后来委托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北越的态度都是负面的。

20世纪70年代，佩罗采用更低调的宣传方式。他鼓励美国各地的社区举行自己的关注战俘